|
本月5-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主题：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 题目很大，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法中心、香港知青协会等主办。参加的专家很多，姓名如雷贯耳，细数计有：北大印红标、清华秦晖、复旦金光耀、中国社科院徐友渔、金雁、刘小萌、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山西社科院丁东、台湾中央大学王力坚、中央戏剧学院杨健等等。 其实，香港知青协会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与着力，不是一时之功。2009年他们就举办过知青研讨会，2011年有知青文学讲座，今年动静更大，居然搞出了国际研讨会，动员国内国际顶尖的文革问题研究专家写论文、演讲。 我一向佩服做实事的人，凡是香港知青协会传唤，一定听令。三次盛会，第一次因在职办不成通行证，只提交了论文；第二次以编辑身份讲知青与文学；第三次也获邀出席，讲的还是知青问题。 老潘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说起老潘，熟悉知青问题的人都知道。法国红卫兵，中国哲学研究者，最终以研究知青专著《失落的一代》闻名国际，中文名潘鸣啸是也。老潘最近除了法国学者的名头外，还多了个清华博导的头衔。他曾经在饭局上吹牛，北京、上海、香港都有一批知青哥们，独缺广州的，所以杀到广州来了。 老潘带了他的两位博士生与会。男孩从法国招的，典型的欧洲帅哥，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女孩在清华招的，父母是上山下乡到大兴安岭林场的知青。两位候任博士都以中国文革研究为博士论文课题。 与会的还有来自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香港的大学老师，他们的专业都是现代中国研究，他们带来的研究生的研究课题都是中国文革史。令人惊讶之余，甚至怀疑，是否读这门课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也令人感慨，居然有如许年青人对中国文革史有兴趣并选作终身职业。旁听的还有不少香港各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热情参与和提问，也令人动容。全世界青年人的热情，使我们这些过来人颇为感动，文革学、知青学，看来不会被遗忘。中国的惨痛教训也是全人类的惨痛教训，不应该轻易遗忘。经过努力，正在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认真听完所有会议发言，在我的学习生涯里，似乎是第一次，也确实有收益，简记在此与有兴趣者共享。 一、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 一为经济困难说。需要安排大批滞留城市的青年，解决劳动力的出路；一为政治困难说，停学两年的三届中学生，已经帮助解决了“出修正主义”问题，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降服红卫兵，维持城市稳定，最好的办法是把几千万青年人放到几亿农民的汪洋大海中去。 二、知青是推动中国变革的动力。 回城、逃港，除了是对抗，还隐含改革的动因。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考虑与知青的逃港大潮密不可分。接受了底层现实的教育，目睹与经受苦难的知青，对社会的不公正有切肤之痛，对改革的迫切有燃眉之急。 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知青经历在今后的执政过程将会否产生显性和隐性的影响。 这个论题是与会者和媒体最感兴趣的。凤凰卫视何亮亮曾经做过《知青治国》的专题片，他也来到会场提问。与会者大多数认为这是个伪命题，知青从来不曾成为一个阶层，知青也没有资格“治国”。金雁说得最直接，朱元璋是贫农，明朝何曾有过贫农治国？ 新一代领导人有过知青和社会底层经历，接过“地气”，但他们更主要的是知青前和知青后经历。三段经历孰轻孰重，有待研究。 由此牵扯到阶级制度和种姓制度，再牵扯到风行一时的“血统论”，已经超出知青史范畴，留待另一个研讨会吧。 四、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习惯定量研究、田野调查、问卷和统计等方法。这次几个国外研究者使用这些方法对安徽祁门县老知青与文革、对大兴安岭林场知青口述史、对上海知青业余函授等专题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对比国内以回忆、述说、感受为主的研究，可说是一股新风气。二者虽殊途同归，但前者的数理逻辑基础坚实，后者的气血充盈细节丰富。各有所长，应该有所结合。 五、知青非圣徒，也有文革原罪。 现在所有知青的言论包括研究知青的文字，主要把知青当作受难者，甚至是圣徒。其实知青应该反思上山下乡运动，也应该反思自己。除了不得已的作为，还有主动的作为。例如文革中沾染的痞气，以之对付农村中人。打架斗殴的习惯带到农村，打砸抢的惯性等等。 另外就是摆不脱的文革原罪，知青都是红卫兵，红卫兵有上当受骗的一面，还有和文革发起者的思想共鸣一面。喝狼奶长大的一代，血管里还淌着毛泽东的血，至今还在影响着这代人的思维和行为。如果不清理，仍会沿着文革的轨迹运行，反复循环，永远到达不了文明世界的彼岸。 六、每个个体参与文革的动机差异很大，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差异同样很大。 每个知青有自己独特的上山下乡，除盲从盲动崇拜，还有对当时社会阶级差别扩大的不满，官僚阶层的形成的不安，社会不平等的感受，也是推动青年参加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动因。其中上山下乡运动，在招致知青的一律诅咒时，也有出身不好的同学小小的欣慰，想不到在阶级歧视盛行的同时，出身好与坏的老三届居然一律遭到上山下乡的厄运。极端不合理的运动有时也会抹平极端不合理的歧视。 七、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不多，一向没引起研究者重视，至多把他们看作当局树立的正面形象。研讨会上两篇论文纠正了偏颇。通过安徽、广东两地两个乡镇的前知青调查，证实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有发动支持农村文革的作用。从批斗走资派到发起全县的武斗，都有老知青起着主导作用。他们借文革之机争取回城权利的斗争也组成上山下乡的一部分。 八、知青总人数的计算。 计算中国知青总数，往往是把文革前的100多万城镇下乡知青和文革后的1700万城镇下乡知青相加，大多数研究者认可1800万这一数字。他们没有把回乡知青的数目计算在内，这部分有1200万。电影《朝阳沟》的男青年、《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的所有主角，邢燕子、董加耕、贾平凹等，都是这一类回乡知青。因此，知青总人数应该是3000万。 与会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后1200万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知青，我不同意，也应该注意他们，研究他们。 以上八题，是我认为这次研讨会很有意味的问题。研讨会共有27人宣读论文，希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能出版论文集，为中国知青史研究留下记录，供有心人阅读。 2012/12/19 | 
发表于 2013-5-9 07:10:47
发表于 2013-5-9 14:1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