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岁月名山》
张文英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但是我最难以忘记的是我一生最敬仰的父亲--张福。父亲是一个平凡而又高尚的人，他对我们的教育是永远永远不会忘怀的。
父亲小时侯家里很穷，他当过童工、长工，从未上过学堂。是党培养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时期，父亲参加革命，入党后在党校学习文化，曾任佳木斯市二区区长，区委书记、制油厂厂长等职务，和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当时是合江地区领导）、刘英等同志一起工作过。
1955年8月受佳木斯市政府委派，父亲带领垦荒队员来到了祖国的边疆萝北县名山农场（原老一队、八连），建立了“佳木斯农场”，父亲任党委书记，肖廷忠任场长。但肖一直在佳市养病，没来过几次名山。“佳木斯农场”后改名为“佳木斯青年集体农庄”，就是名山农场的前身。
在开发和建设农场过程中父亲吃了很多苦，出了很多力。当时这里是渺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原始荒原。父亲带领垦荒队员就地取材，用树枝、木棍、羊草搭起临时的“窝棚”、“马架子”后，又挖了“地窨子”住，白天蚊虫叮，晚上听狼嚎。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斗开垦了上千亩的良田，种植了大豆、玉米、小麦，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
1956年7月，原佳木斯青年集体农庄和萝北县莲花农场合并，隶属宝泉岭农场领导，场长是张殿甲，父亲任副场长。后农场改名为“七分场”，杨振和徐荣秀是生产队长。当时条件很差，交通很不方便。去宝泉岭开会，每次都是骑马或者步行，往返十分辛苦。父辈们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1957年冬天，父亲带领老垦荒队员去兴安岭伐木材。当时住的条件很艰苦，父亲总是哪儿最冷住哪儿，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后来因为劳累过度，父亲几年前阑尾炎手术的刀口发炎，病倒在山里。那年十二月名山下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雪。一天早上起来，家家户户的门都推不开了，被一米厚的大雪挡住了。有的人只好撬开窗户，跳出去，帮助大家挖开门前的大雪，大家才能出屋。冬去春来，黑龙江的冰雪融化了，木排从上游兴安岭金满屯浩浩荡荡的运回来了。
还有一件回忆起来很有意思的事。1957年11月份的一天，从黑龙江对面苏联的集体农庄来了三名苏联小朋友，给名山农场送信来。他们说他们的集体农庄要派人来名山参观访问。当时是宝泉岭派人接待的。有一个叫刘冲的场长，戴一副眼镜，身体胖胖的，他的俄语说的十分流利，当时我和几个小朋友陪苏联小朋友玩了一天。一个苏联小女孩，看见我的手上有一个镯子，十分喜欢，我就送给了她。我们还互相赠送了红领巾和书本。他们回去的时候，刘场长带我们一直送到江心岛对面，苏联小朋友一再邀请我们过江北玩，刘场长没有同意，我们只好分手。没过多久，苏联派了一个参观访问团，一行七、八个人。那时侯我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他们高高的鼻梁，穿着呢子大衣，毡靴子。那一天农场十分隆重地欢迎苏联农庄代表团，场面热烈。双方关系非常友好，事后也曾多次来往过，直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后断绝了来往。
1958年中央又派了一批抗美援朝转业官兵和山东移民。有了人力，加上兴安岭的木材，盖起了数栋“穿靴戴帽”的土房，告别了住了二年多的"地窨子"。还成立了小学校，我和其他小伙伴才又有学上了，可以继续读书了，这时我已经整整耽误三年没上学。父亲没有文化，却一心想让我们能多读书，时时教导我们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希望我们做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用人才。他的教诲至今还时时回响在我的脑海里。
1958年“大跃进”时期，农场在全国形势影响下，垦荒队员和转业官兵们，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加班加点，忘我劳动，不顾天寒地冻，条件艰苦，齐心奋战。当时在“放卫星”、“夺高产”、“超英赶美”等口号影响下，有人主张深翻地一米多深。时任副场长的父亲反对这样深翻地，说：“翻这么深，兔子都不拉屎！”就因为这句话，父亲在后来的运动中，被一些思想激进的人批判，还被贴了大字报。当时年少气盛的我不服气，还回了大字报呢。想起当时真是十分可笑。父亲为此受到了冲击，因为他是雇农出身，没有被划为右派，可是也被下放江边副业队种菜劳动，对这些，父亲都毫无怨言。
1956年春天，父亲带领佳木斯青年垦荒队员杨振和、张永财等在老八连（最早建点地方）种植了数百棵青年林，为了造福后代，次年又在江边种植了许多树。那些小树苗在垦荒队员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着。1980年我随爱人返城回北京，离开名山时，还特意去看看那片青年林，留恋地走在已经长了数十米高即将成材的松林中，心情难以形容，它是老垦荒队员们为这片土地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辛勤劳动的见证。2004年回名山，又去看望那片我记忆中的那片近五十年的青年林，它怎么样了？它在那里呢？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和记忆，心想家乡变化太大了。后来别人告诉我，青年林几年前被萝北县林业局给砍伐卖掉了。在名山的那几天，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怀念那片小松林，常常夜不能寐。不过我想，即使树林没有了，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前辈们在北大荒付出的一切。
使我最难忘怀的是父亲的为人，他从来不为自己着想。那些年里，他在待遇上从不向组织伸手，有多次调级涨工资的机会，他都不要，把名额让给有文化的年轻人。父亲离休时仍然是行政十七级干部。当时有政策，16级以上就可以回佳木斯市，并给安家费用。子女们想找人问问，他老人家把我们骂了一顿。记得在边境紧张后撤那几年我们家都没有住的地方，父亲就领着我们兄妹在老团部我姐姐家门前搭了小厦屋，和我母亲住。
1971年父亲离休了，他不愿在家待着，仍要求继续工作，就在江边看煤，兢兢业业干了十余年，一分报酬都不要。直到七十多岁才离开工作岗位。他常常教育我们说，人的一生要多做贡献，少取报酬，为了工作不要挑三拣四，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1959年姐姐被农场派往合江农场总局畜牧班学习，毕业后本来有机会留在农垦局的，父亲坚决反对，说农场派出去学习培养的，就要回来给农场工作。最后姐姐回到农场畜牧队（原二连小山屯）工作。1968年我从萝北县一中高中毕业后回农场参加工作时，有人出主意让我叫父亲找人给分配好工作，父亲严厉的批评说，干什么工作都一样，都要做好，不要给组织找麻烦。后来我和弟弟毕业都到基层连队当了农工。
我的姐夫张永财是佳木斯市第一批垦荒青年。在父亲的影响下，对工作勤勤肯肯，任劳任怨。在原六队（现在新团部南）当生产队长期间带头劳动，总是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曾多次下到冰冷的水里抢收，好几次棉衣冻在身上。后积劳成疾，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和其他许多老垦荒队员一样，为开发建设北大荒立下了汗马功劳，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9年7月，父亲病重。我又一次回到名山农场。在医院陪伴父亲的日日夜夜里，照看着因劳成疾、久病在身的父亲时，心里十分难受。当时医院的条件有限，也一直没有确诊是什么病。我曾多次劝老人家到北京大医院治疗，父亲坚决反对。他说：“人总是要死的，到哪里都一样。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了，浪费更多的医药费用。给农场增加负担。”就是不肯转院。1989年9月5日，我慈祥可敬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兄妹遵照父亲的心愿，后事从简办理，未举行追悼会，让我们亲爱的父亲默默安息在他热爱的黑土地上吧！
我的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近二十年了，他那平凡而崇高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父亲生前未留下一分钱的遗产，但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2008年5月25日
发表于 2013-4-29 00:18:58
发表于 2013-5-16 03:02:42
你和他开个玩笑说个笑话什么的全行，没有当官的架子，他在那都是笑声一片，我看了你的文章就仿佛张福大爷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说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