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回不去的北大荒

路过名山

    这是我连（原十一团26连）刘靖女士写的一篇文章，篇幅较长，特分九次转载，敬请分享。

回不去的北大荒

刘靖

   五十五年过去了，我从未想到写我第一个“供职”的北大荒，当我突发奇想开始敲击键盘，却一发不可收拾。“请以偏爱之手，接受这杂乱无章的短篇”（普希金）。我同朋友说：已经三万字了。朋友说你写这么多谁愿看，现在是快餐文化、短作文时代。我“犟眼子”：写不写由我，看不看由你哈。读者准备好了吗？一篇思绪“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的东拉西扯喋喋不休，你搭载的是个长途，不是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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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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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约8岁时，阜外医院查出我心脏房间隔缺损。医生建议我开刀修补，妈妈看到别的病人前胸对角线长的大刀口，对医生说：孩子太瘦弱，不做手术。妈妈说：死也死在家里，拉着我逃也似地出了医院。小学二年级起，我就因心脏病“免体”（不上体育课）了。
    我们六九届，小学刚毕业考完，就遭遇文革。1967年“复课闹革命”我被分到人民中学（原女十一中），在中学“复课”，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记得初中要毕业了，学校来了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役解放军叔叔，作动员报告“带风向”：“你们将要住的是一排排砖瓦房，吃的是你们北京人叫“八一粉”的雪白大馒头，病号想吃点粗粮都得特批”。
    文革时上山下乡运动，我可借口心脏病躲开下乡，可我满脑子都是《燕飞塞北》，“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理想爆棚。能去这人间仙境，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况且我在北京早都待腻了，亟待换换环境。对艰苦，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个解放军叔叔真的把我们这群小青年“忽悠瘸了”。
    1969年8月22日我们离开故乡北京，下乡到黑龙江萝北县的兵团二师十一团26连。我11月份生日，下乡时我还不到16岁。我们那个地方是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原军川农场。我们连队是个三面树林环抱的新建连，地处边境的苦寒之地。隔黑龙江我们能看到“苏修帝国主义”的小白房子，出入境需要边防证，谁也别想偷跑回内地。一路火车汽车，我们到了连队——北大荒，迎接我们的是几个月前先期到达的温州、上海等地知青，还有几户“闯关东”过来的老职工，我们北京青年岁数最小。
    连队地处一马平川的穷乡僻壤小村子，我们住的是茅草屋顶的土坯房，听说之前房里还养牲口，哪里有砖瓦房？解放军叔叔言而无信，让我们很受伤。我意识到，我们将面对未知领域的所有可能。我们连队一直都没有电，没有时间概念。瞻望前景，一片幽暗，让人黯然神伤。幸亏是集体生活，才多少疏解了我的忐忑不安。
    我们曾吟唱“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在激情四射的年月，纯情与浪漫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上山下乡之于六九届，像自由落体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锅端了。15、16岁的我们，一切道路都被堵死，像小时听说“拍花子”故事，后面有狼，两边是河，“鬼打墙”我们只能向前走。我儿子的小姑姑，小我一岁，同年也去了北大荒。
    初到北大荒，蛮荒之地最先“惊艳”到我们的是蚊子、跳蚤、小咬、虱子，蚊虫“老鼻子了”（东北话数量多）了。后来去修路住帐篷，见识了牛虻。被牛虻咬了都会本能地大叫，像被烫了一样疼。蚊子、跳蚤、小咬、牛虻把我们咬得七荤八素，干活时，小咬会飞到嘴里，不小心咬到了，小咬居然是甜的！我最憎恶的是虱子，生过一次虱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的昆虫。我宁可不吃饭，也要洗衣服，勤换洗衣服就不会长虱子。
    去男生排开会，我们尽量不坐炕上，自己带马扎，怕招上虱子。当地男青年居然说，不长虱子就没有银（人）味儿。我还被草爬子（蜱虫）叮过，幸亏发现及时，是班长给拔出来的。我们用的是灌木树条围起来的露天厕所，坑还挺大。茅坑是用不太粗的树干、扒锔子（U型铁钉）搭建做脚踏板。
    第一个冬季白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厕所还是露天的，脚踩在树干上都是尿结的冰，每次我都提心吊胆怕滑落粪坑。大粪多到堆成像一个个“钟乳石笋”，要扎到人了，有人过来用十字镐敲断。
    行前，妈妈为我去黑龙江兵团做准备，一边教我缝被子，一边嘱咐我不要“脱离群众”什么的。妈妈“不食人间烟火”，她的想法与我根本不在一个维度。到了连队我才发现自己太“脱离群众”了，女孩子们穿戴都比我好。人家的铺盖都是里外三新，我的却是旧被褥，衣服塞进枕套当枕头，也没有新衣服穿，旧衣褴衫“穷”到没谁了，没有“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倒是激发了我的想象力。看着张三李四王五，想象她们的家庭背景，想到我家背景再好也与我无关，很是泄气。好在后来都穿兵团战士制式服，谁也别“脱离”谁了。
    我的好友HY，被面好像是缎子的，漂亮、华丽。她妈妈还给她寄来羊剪绒的皮帽、翻毛皮鞋等。我暗自猜想，她家一定是个富裕殷实的家庭。直到两年后我回京探家，去她家看望父母。她家简单的两间小平房，院子里有一个蹲坑公厕，房间里有一个没有水池的龙头，屋子里生着煤炉，家境清寒得让我很意外。HY家是“富养女儿”的典范，别家孩子有的，她家一定得有，别家没有的她家也可以有。
    我家的家风是，别家没有的我不可以有，别家有的我也不一定有。天壤之别的教育，我自尊心很受伤害，凭什么？虽然我没想显摆自己是干部子女，但穿戴如此寒酸、土气，很不服气，为什么要自我矮化？
    在HY家，她父亲劝我回连队，说解放初期一些大中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后来全部回城安排到各个岗位，让我别太心急。我觉得自己的情况不一样，况且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形势都很混乱，“机会与风险并存”，干嘛不试试运气？
    我们26连连长是解放战争入伍、又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复转兵。我们管晚上集合连队领导训话叫“晚点名”。上海人男女生不分界限，在一起嘻嘻哈哈，北京人对此嗤之以鼻。连长知道我们年轻，难免情窦初开，操着山东话若有所指地说：“有的男同志，见了女同志就走不动道儿了，思想长毛儿了！”我们连队分男生排、女生排，畜牧班、机务班、炊事班。除了干活，平日男女生很少接触，思想“长毛儿”的机会不多。
    尽管自然环境差，我们挣工资，发服装鞋帽，这是我插队的朋友们很羡慕的。棉帽子是狗皮的，皮帽才能挡住凛冽的寒风。棉手套是只分出一指的，当地人叫手扪子，棉胶鞋帮和鞋底挂一层胶。一天下来棉胶鞋里面是湿的，可能是不透气出的汗。后来条件好了，房间里有火墙，大家都把鞋子放在火墙上烤干，一屋臭胶鞋味，久闻不知其臭，顾不了那多了。我们外出噶条子（割一种灌木），一不小心踩在留下尖条子根上，鞋被刺透，脚底被扎破。
    我们到北大荒第一个月领到工资35.2元（有3元边境补贴），在1969年是很高的收入。我立刻寄30元给在山东“三线”（以战备为指导，在内陆、山区、边远地区建起的工业线、交通线、科研线）山沟里小工厂工作的大姐。大姐的同事开玩笑：再加10元寄回你妹妹。大姐说当时买煤过冬的钱都不够，我那30元救急了。能帮助大姐一点，我很欣慰。
    插队知青与我们兵团的像平行时空，他们挣工分养活不了自己，但可跑回故乡“嗨皮”。我们被禁锢死了，我们羡慕插队朋友们的自由散漫，想回北京拔腿就走。插队知青没钱，被逼无奈还画火车票，各种扒车、逃票。遇到好心的铁路叔叔阿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孩子们回家吧！

路过名山

02 解放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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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连队，我们还都是“农工”（农业工人）。要发军装了，其实就染成黄颜色的衣裤，背地我们叫它“屎黄色”，连队领导说只有表现好的人才能当兵团战士，其余继续当农工。我很紧张，父亲那时还没平反，我生怕父亲的问题影响我当兵团战士。那一身“屎黄色”胜过一切锦衣华服，我怎么可以没有？其实是连队领导卖关子，大家都当了兵团战士。我们被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好像打起仗来我们就地入伍了似的。
    1969年中苏交恶，珍宝岛苏修帝国主义挑衅入侵，边境这边风声鹤唳，一切都为“准备打仗”。我们经常半夜“紧急集合”，刚开始，我们对这种演练信以为真，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跳进还没一人高的壕沟，隔开肃立。连长煞有介事地“带风向”，站在土堆上大声宣布，“苏修帝国主义明天早晨要对我国大举进攻了”一类的话。我对战争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最多是《地道战》《地雷战》的戏码。我却在后悔，应该把相册留在北京，我死了家人还能记起我的模样。这土沟沟能挡炸弹吗？只好炸到了就死，炸不死就幸存。
    想想1969年的中苏边境，十几岁的年轻人蹲在土沟里“准备打仗”很魔幻。回忆小时候我们国家同苏联的关系那个好啊，父亲几次三番去苏联参观访问，还带着我去北京火车站给苏联大叔们献花，我家一些电器都是苏联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我正纠结，连长宣布“演习结束！”之后我急忙把相册寄回北京，以备家人悼念之用。
    天寒地冻时我们“拉练”，拉练的内容就是背着铺盖卷儿急行军，爬冰卧雪，制造紧张氛围。我琢磨，我们穿一身笨重的棉衣裤背着行李也跑不快，还是得挨枪子儿。双脚打了水泡，有经验的人教我们把头发丝穿在水泡里，水顺着头发丝流出来就不会太疼了。我们早在北京时，就预习了俄语的“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这两句没派上用场，成了屠龙之技。
    那两年，连队附近经常有人打信号弹，起初B副连长率领我们匆匆赶到“事发现场”抓特务，连特务影子都没见到过。我们连是农业连，没有武器，就算看到特务，怎么对付是个问题。后来有人解释说，信号弹是预埋的，特务早跑得无踪影了。为什么打信号弹，没人说清楚，无法破解。
    妈妈总是在鼓励我要勇敢、坚强。我刚到连队，写家信都是凄云惨雾。妈妈回信没有同情和安慰，几乎每次都在批评我骂我，曾经是八路军的妈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激励我的。姐姐说妈妈看了我的信，掉眼泪，说这么小的孩子就去充军。去北大荒上火车前，我同朋友们去全聚德吃烤鸭，到新大北照合影。
    我没告诉妈妈我乘哪列火车，故意不让妈妈送我。妈妈还是买了水果零食等吃的跑到北京站送我，找了好半天，后来一问我们去黑龙江的火车是从永定门车站发车。再赶去永定门来不及了，妈妈十分懊恼，回到家一声声地叹气。看了姐姐的信，我觉得对不起妈妈，放声大哭。
    连队通讯员从团部取回家信，我们读信，经常从流泪到掩面而泣，再到放声大哭，哭声一片，我往往是“领唱”。我记得来往的信件一般要一个月，盼家信，望眼欲穿。“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余光中）通信员帮大家从四十里外的团部买日用品、食品，取信寄信。我们去团部照相寄回家，通常都是走着去团部，四十多里坑坑洼洼的积雪路，跌跌撞撞走得不轻松。返回连队，我们四处打听有无便车，一般都能找到路过或离我们连队近的下车地点。
    想家，是我们的传染病、通病。刚到连队，收到家信的我们悲从中起，伤心落泪，悲伤也传染，思乡的哭泣很快变成大合唱。在北大荒，我们不曾沉沦，因为我们有希望，望穿秋水的渴望：回家！有人说，只要让我回城，扫大街我都愿意。一些没有门路、缺少办法的知青“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唐·高适）为了回家，更多的人如我，选择“迂回前进”，那是后话。
    我们好像从大城市的楼上，被推摔在乡下的泥地，命运告诉我们，你得自己站起来！我们挣扎站了起来，擦干泥水，朝着给我们规定的目标前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是我们六九届和下乡知青的宿命。我们从一个大城市的青少年，角色转换成新农民，环境的陡变让人目眩神迷。
    六九届因年龄小，才有了知耻而后勇。早在60年代初就流行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还有各种催人奋进的口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 我们受到沉浸式教育，照单全收，这也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吗？我们城里人，如果不想“见光死”，就要拼命干活。
    我们战斗在祖国的北疆，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准备打仗，用青春铸起钢铁长城。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连队，我们都没看见过武器，也不知道这个仗该怎么打，看上去只有抄家伙了，镰刀、铁锹、十字镐……“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们被口号鼓动、鼓舞、激励着，被豪言壮语、宗教圣坛般感召着。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儿，想进步、入团、入党、上大学，基本都成了水月镜花。
    幸亏苏修帝国主义扬言的核战争被国际社会遏止，不然黑龙江又多了一块墓碑，上书“在反修前线牺牲的知青，永垂不朽！”

路过名山

03 我们的连队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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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队通讯员去团部，我会托他买奶粉和白糖，那时北京都没有这些。我们有工资，有奶粉、白糖，心里有了些配平。通讯员为大家带来各地的信件，晚上我们趴在炕沿上回信，倾诉衷肠。直到两年后我离开东北，我们连队都没有电灯。油灯不过是把柴油灌进一个墨水瓶或浆糊瓶里，安上自制的灯捻。柴油灯比煤油灯燃烧差，很快房间里便烟雾缭绕，早上我们互相嘲笑，鼻子下都长了“仁丹胡”。
    刚到连队不久，人多炕小，不得不侧身而卧，还不能蜷腿，更不可翻身。体会到“罐头里的沙丁鱼”，非常难受，睡觉成了折磨，幸好很快就搭上下铺，当沙丁鱼的一幕却不能忘怀。我们的作息时间都被设计规定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越多越苦恼，在那些死寂的日子里，很少有人“仰望星空”。
    L司务长在“一打三反”中被揭发有贪污行为，被下放到机务班了。D姓新司务长好像是本地青年，自从他接手炊事班工作，我们不再有野味吃了。我们私下议论，老司务长贪污，我们还有狍子、野猪等野味改善伙食，贪就贪点呗。在廉洁奉公的接任司务长管理下，我们经常两个月不见荤腥。吃一次肉叫“会餐”，会餐还有平日没有的大米饭。我们都狼吞虎咽，夜里又都往厕所跑，拉肚子。平时伙食太寡淡，一下吃得油腻，肠胃受不了。
   刚到黑龙江不久我得了中耳炎，在连队“缺医少药”没办法治，只好去团部医院。天色已晚，我们在团部招待所住了一夜。那夜我耳朵疼无法入睡，次日半边脸都肿了。到了医院，医生用镊子直接钳出一团脓血球，点了几滴药水，就完事了。这么简单的治疗，要跑几十里路，费大半天功夫，体会到偏远地区，缺医少药。
   回连队，我同男生排的L排长搭乘16连的胶轮拖拉机，终点16连离我们连还有8里路。我跟着L排长要穿过一片玉米地“青纱帐”，沿着马车车辙走回连队。L排长走在我后面，一声高一声低地跟我闲聊，我觉得他好烦，他越跟越紧，就要踩到我的后脚跟了。
    一个北京城里长大的孩子，我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本能的警惕，对一切粘粘乎乎的男人敬而远之。我加快脚步与“粘乎”拉开距离，有意甩开他。走着走着忽然我觉得后面没声音了，回头望去，L排长不见了。我慌了神，高声喊“L排长！”不一会他从玉米地里“唰”的蹿了出来，说“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了”。见他跟上来，我“保持车距”一样与“粘乎”拉开距离继续快快赶路。
    天色渐暗，我们赶到了连队，连长可能有点不放心，正在村口迎着我们。看见连长，像见了亲人，我有点想要扑到连长怀里的冲动。后来，L排长同一个上海青年生出一个孩子，在知青范围里“影响很不好”，想想那天我同L排长穿越青纱帐，我还真有些后怕，我的警惕很必要。
    我们北大荒那嘎达的豆角黄瓜肥美粗壮，北京的蔬菜太袖珍了。一次连队S文书悄悄地让我们拿杯子，来到滚开的猪食锅前，把大块的南瓜捞到杯子里，果真南瓜又甜又面，顾不上同猪争食了，也别提吃猪食这事儿。
    北大荒一马平川，土地是黝黑肥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没有催命的劳作，不是诗人，也会浪漫出诗歌。
   1970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地处高纬度，天亮得早，3点多钟天已破晓。犁地的大钢片做的钟，“当当”地敲，响得像“逼命”，又像轰然碾压过来的火车，碾碎了我们的梦境和疲惫。我们睡眼惺忪扛起锄头下地干活。走到大田，天也快大亮，能分得清草和苗了。
   我锄地会“左右开弓”，右边累了换左边，挑担、铲土我都是两边轮换。这在当时叫“苦干加巧干”，所以我锄地（东北叫铲地）经常“扛把子”全连第一名，自己也觉得“霸气侧漏”，很骄傲。大概干到6:30，炊事班来田里送早饭，吃完接着干。
    中午时分回连队吃午饭，我趁吃饭功夫洗衣服。下午该去在树林深处的新建点工地盖房子了，我把馒头夹上奶粉和砂糖，一路走一路吃“馍夹糖”，走到了，午饭也吃完了。晚上紧紧张张，吃过晚饭“跃进”（老职工叫“要进儿”），就是加班干活，基本上是码砖坯，搬砖一类的活计。跃进大约到晚上8点，我们要“天天读”，就是学毛选、文件、报纸类，六七十年代，全国正陷入狂热的学习领袖思想热潮，几乎卷入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哲学。
    学习之前，大家例行的文化生活“拉歌”，“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女生排齐喊男生排“一排的，来一个”，男生排“人来疯”打了鸡血似的扯着嗓门唱完，又喊“二排的，来一个”，我们女生排也竭尽全力“喊”了一首。“拉歌”的口号有“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伴随着有节奏的掌声，大家情绪亢奋、高昂，肾上腺素飙升，多巴胺拉满，一副扬我国威的样子，好像隔江的苏修帝国主义能听到。“拉歌”是我们开会前的文化活动，简单易行，又容易推高气氛。
    接下去开始学习，念毛主席语录，念报纸，念文件种种，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唱歌的兴奋很快消散殆尽，从早3点多干十几个小时活儿了，我们又累又困。很快人群里就传出鼾声，我不敢睡，强打着精神，涂清凉油也没用，身体反应最真实，无奈“灵魂的拷问”。
    文革最时兴扣大帽子，学习睡觉，轻则说你对毛泽东思想没有阶级感情，重则说你反对什么什么。当时我真想一头栽到泥地上睡一觉，疲倦到“每个细胞都想投降”。B副连长高喊“下雨了！”大家惊醒。不一会儿，大家又陷入昏昏欲睡。副连长喊两次下雨也就黔驴技穷了。15、16个小时劳作，还要学习、“天天读”“晚点名”什么的，对于我们年轻人真的很折磨很挣扎。

路过名山

04 争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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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唐·王建）当我们年少走进大自然，带着艰苦不设限的理想，黑皱的皮肤和粗糙的双手，从黑土地“归来是空空的行囊”，心境沧凉。在诅咒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我们得承认因为吃苦，提升了自己，并积淀了做人的力量。
    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我缺少“慧根”一味蛮干，五十多年后我才开悟，已然时过境迁后悔莫及了。在新建点工地盖房子是轻省活儿，我们女生负责和泥、搬砖，给当“大工”的男生当“小工”。从脚手架下往上抛砖，手指肚很快被擦伤。我单纯而天真，“听党的话，跟领导走”不想因为生而瘦小干枯给人刻板印象。
    最初，伤心排山倒海地落泪成了我排遣悲哀、无助、委屈的渠道，很快，我的倔强成就了我克制、隐忍、吃苦耐劳，坚持不懈。不遑多让，我被评上“五好战士”，时也，运也，命也。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搏上位”，而是实现了自我价值，奖状使我的生命大放异彩。

    我们的连队像个孤岛，知青们过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准共产主义的生活。公路上偶有汽车鸣笛声，才恍然回到人世间。土筑的公路上我见过野鸭妈妈带着小鸭横穿，也见过单只的狼。老职工说如果你走在路上，狼会从你身后把双爪搭在人的肩膀上，你一回头，狼刚好咬断你的喉咙。不回头呢？拎着两只狼爪子，猛地摔在地上。我想想难度太大，最好没有狼搭肩膀。
    我们的D连长很厉害，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远近闻名离休干部。他身高也就一米五，在团里是远近闻名的“D大个子”。连长是个爆脾气，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一次草原失火，形势紧急，连长爬上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指挥，一不留神摔下把一条腿压断。护送连长到团部医院的同志说，卡车一路颠簸，坚强的连长牙咬得咯吱咯吱响，一声不吭。
    B副连长把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人叫到一起：“你们这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我心里说：你少来，我父亲参加革命时你还没出生呢！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党员、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干部，女儿怎么成“资产阶级”了？  在穷乡僻壤，再错愕虐心的话都得听，我报之面无表情。
    X副连长是湖南人，寡言少语，我唯一的印象是，冬季我们出操时他操着湖南口音喊“向右——绢！”我们明明是农工连，一时搞得很兵营，只不过我们没见过武器，赤手空拳练个擒拿也没有，怎么屯垦戍边？我悟到多干活少说话的真谛，有话雪藏在心里。
    温州知青太幸福了，他们城市的领导，组织知青家长给边疆的子女寄吃的用的。我们宿舍的温州青年用猪油、虾皮、紫菜、榨菜泡汤，香味冲鼻。我们不得不忍着，咽着口水，装作满不在乎。一次宿舍就剩小H我们俩，她给我冲了一碗猪油紫菜汤，这对我来说是开洋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记得上海知青小W带来了一个直径约半米多的铝制澡盆，搓衣板，洗衣服比在脸盆里痛快多了，还可以在澡盆里洗澡。我们“洗澡”只能用湿毛巾擦，瞎凑合。有一次小W将澡盆借给我用，我才在北大荒得以洗一两次澡。“不要扎根边疆一阵子，要扎根一辈子”，是不是很反智？我一定是被口号们蛊惑了。我们唱“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年轻的我们，很自我麻木，麻木了也就没有痛苦了。
    老职工都是原军川农场的人员，没有几户，他们大多不像想象的朴实。天一冷，他们每家门口都堆满码放整齐的柴火。我们连队地处未被开垦的新建点，被原始树林环抱。刚开始进林子砍柴就是进林子拾柴，干死的树，一推就倒。老职工嫌我们学东西慢，就说歇后语“熊瞎子（东北人称狗熊）姥姥是怎么死的？”——笨死的。后面三个字是不说出来的，自己去想。
    我们上山下乡，绝非“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想多了。我们不得不被环境被上级要求同化，对苦、累、脏、难等等的感知趋同，所谓适者生存，否则你会被淘汰出局。被冷落、孤立，甚至墙倒众人推。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开悟不算晚：所有自悲自怜自怨自艾，都是徒劳的，惟有自我救赎。有一句台词说革命先烈“擦干了血迹，他们又继续前进了”！而我们知青，只有擦干了眼泪和汗水，该干嘛干嘛！现在视为脑残的想法，在当时视为“政治正确”。所谓，“思想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这是当时的“普适价值”。
    开班会，我们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中心理扭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也不想懂的“劳什子”。干活，学习，天天读，开班会，一股劲地自我批评，“狠斗私字一闪念”人格撕裂，说是浑浑噩噩也不夸张。毛主席又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我这个当个小班长的可累了，一班十来个人，每天挨盘儿一个个地谈心，累不累，傻不傻，真相和逻辑不要知道太多，知道多了会疯掉。
    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要想火车快，全凭车头带”，我凭什么那么卖力气、吃苦，不就是为了仅存的荣誉感。连这个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便给了我离开北大荒的足够理由。“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回家”在一段时间因为不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梦幻。最实际的想法，就是好好干活，别挨批评，熬两个月，我们有一顿“会餐”：大米饭+红烧肉。连里有病号，如有一两个人，炊事班会做病号饭，那便是平日吃不到的手擀面。一次连队只我一人病了，发烧，炊事班长亲自为我擀了面条。细细的、软软的，汤汁上漂着一点油花，些许葱末，几十年不忘的珍馐美味。
    团里传来建小砖窑的新技术，不知道谁脑洞大开，开节约风气之先。我们连队立刻响应修建小砖窑，烧砖的同时热力通往火炕，烧砖取暖两不误，买一送一。可事与愿违，烧砖窑时，睡炕头的人烫得睡不下，只好坐在被子卷上，毯子都被烤糊了；睡炕尾的人冷得难以入睡。晾窑时，屋子里冷得结冰，墙上一层霜，毛巾冻成冰片，少见的“抓马”。砖窑晾不凉，烫手，没办法出窑。晾窑的几天，冻得我们备受煎熬。
    我们抱怨：谁这么缺德，出馊主意、神操作。当然这“拍脑袋工程”加“豆腐渣”工程，很快“烂尾”了。小砖窑本以为可“封神”，却被打了脸，成了高级黑。
    我们也有开心爆棚时候：有会餐、有团部放映队来放电影、有团宣传队来表演节目，还有我们连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这些便是我们的嘉年华，也是我们的泄压阀，避免了精神崩溃。团部放映队放的都是“样板戏”一类的电影，我们仍“喜大普奔”嗨翻，迎接他们的到来，好像还有《地道战》《地雷战》之类。其实放的电影内容都快倒背如流了，就是享受不用劳动，挤在一起暖融融看屏幕的感觉。
    连队宣传队的演出，没有活色生香的精彩，看着熟人在台上拿腔拿调，也是件愉快的事。我们连“宣传队”还为小砖窑编排了小品，什么小砖窑贡献大，烧得砖结实不易碎之类。只见演员拿着砖尽量放低身段，一松手，砖摔成两半，意想不到的“酸爽”，我们幸灾乐祸地开怀大笑。大窑烧砖那是经验，小窑烧砖那是试验。我们以后要住进自己盖的砖房，豆腐渣砖谁敢用。我记得宣传队演出有“三句半”，例如：“今天说个三句半，说得不好不管饭，我们都是头一回，添乱！”我没参加宣传队，我清高（捂嘴笑）。
    记得还有一次冬季，我们跑到16连看电影，来回16里路，走去走回，还是“站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王勃·《滕王阁序》）。在北大荒的两年多，是艰苦、困顿、丰富、生动的两年，每人都一本或厚或薄的北大荒的爱恨情仇。
    我们学会了逆来顺受，在无可奈何之际，谁说“打不死的小强”逆来顺受不是最佳选择，不是生存法则？能不坑害别人，不接受、选择沉默，已经很高尚了。
    那时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天天读”。实际上更要求我们干活，好像连队领导有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我们又被分配下地干活，我们争辩“今天是过节，应该放一天假”，领导说：“五一”劳动节，就是用劳动来庆祝节日。我们很破防、很崩溃，人微言轻百口难辩，沮丧地扛着锄头下地了。当个人利益与领导的要求相左，你得考虑权重。年少的我们，青涩、纯真而懵懂。
    说起最初的连队生活，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不夸张，甚至经历过影视剧里都不曾有的桥段。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不想沉沦、堕落，不断地磨炼，你养成了坚持与坚守，甚至演变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天苍苍，野茫茫，想家乡，欲断肠。我把“想家”写在天上，写在田野，写在心里。我们互相避免谈想家，怕碰到一触即溃的堤坝。
    看小说形容北方冷，动不动就说踏着没膝深的雪。俺们那嘎达，温度经常到零下40度，下雪后积雪很快就冻住了，新下的雪没那么厚，底下是冻雪，体会不到“没膝”。雪能没膝，说明天气不够冷。

路过名山

05 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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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几次看到死神的狞笑、与死亡擦肩而过都发生在北大荒。
    第一个冬天，我与同事小Z去约十几里路远的27连看朋友。出发时太阳当空万里无云，走到一半暴风雪（东北叫大烟炮）骤起。天昏地暗，小冰渣打在脸上，零下40多度，我们迷了路。我们找车辙奋力前行，路断了就折返再找一条路。我们还看见狗熊的大脚印，想起之前在团部，几个现役军官说打死一只狗熊，商量着怎么吃熊掌，我毛骨悚然。老职工说狗熊不吃人，把人扑倒坐在人身上，几下就把人坐死了。
    想起苏俄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我们不是马车夫，我们不能冻死！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蛮荒之地，惟有坚强。两三个小时的路，我们走了约七个小时，在天黑之前才到了27连。
    还有一次放炮崩树根，发生哑炮，我“臭积极”跑上去排除哑炮，一定是上苍眷顾，不然16岁的我就“挂了”，留在了黑土地。
在捕鸭河拉煤，煤山都冻了，大家都掏洞挖煤。我们也担心煤洞坍塌，幸而我们要离开时煤洞垮塌了，一大块冻煤滚下来把我砸倒车轮下，我只受了轻伤，差点“芭比Q”。这不是狗血剧，是真实的发生。
    我下乡时体重80斤，身高1.62，瘦弱显而易见。但我干活上手快，卖力气，不然怎么当“五好战士”？想起来哪里有什么“五好”就是对标军队的一套（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无非就是“劳动模范”。
    只要你干活突出，服从命令听指挥，规规矩矩，不胡说“落后”话，你就是五好战士了。谁也别高冷，干活好你就是赢家。不是别人不努力，人的体力、能力差别很大。五好战士比例不大，否则就没有典范意义了。
    下乡非我所愿，但走过经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学会了一些，懂得了一些，北大荒是我人生第一课，吃苦耐劳是教师，广阔天地是课堂。连长那会儿应是“白专道路”的典范，我认为，只重视生产，不“突出政治”。好在连长资格老，又是连里的“大猫儿”，没人敢跟连长“掰扯”。 连长一天到晚绷着个脸，不过看我抱砖多到快看不见路，便多了点温情，眯缝着眼用山东话说：刘五一这个小胳膊……
    进林子伐木，我们先用斧头砍伐不太粗的树木。伐倒的树，砍掉枝杈，拖到路上等马车或爬犁运回。我很快就会“抡”斧子，伐木快并省力。抡大锤，抡十字镐，道理是一样的。
    在后来的工厂，吊车的轨道不知怎么了，我们就用大锤（好像是8磅的）砸钢钎，我抡大锤，师傅们看着新鲜。后来必须人去扶着钢钎了，我们组长过来双手握住钢钎让我砸。我还真有点犹豫，幸亏没出工伤事故。
    我对“可教育好子女”耿耿于怀，我只有拼命干活来换取与其他知青的平等，做最后的倔强。被评为五好战士，是我长途跋涉中的小确幸。我亲叔叔在总参当局长，叔叔知道我从小瘦弱，问我当不当兵，妈妈写信给我，正当我“小资产阶级狂热”，说“要扎根边疆一辈子”。那时兵团也宣传，扎根边疆“不要一阵子，要一辈子”， 我那时思想“进步”得很离谱、很脑残，像被施了魔法中了邪。这不是“凡尔赛”，是真情告白。
    思想教育果真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也可能是被“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或是脑机接口植入了木马，如果我1971年去当兵，我的历史就改写了。没有抓住“重大利好”，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可说我愚不可及，但我那时是真诚的，惟其真诚的电石火光，才会有后来的物极必反的“必杀技”。
    干活冲、干活好，这要归功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啊。所以又有轮到我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让你写讲用稿是给予你的光荣。我们写“心得体会”的套路是，“穿靴戴帽”先要有“活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落后思想），然后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有关章节，诸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等等，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狠斗私心一闪念”的“泛政治化”，最后取得革命生产双丰收。诸如此类像“洗心革面”、“斗私批修要刺刀见红”的意淫“八股文”，自欺欺人言不由衷的鬼扯，是政治思想教育的投射。
    瞎说一气并不十分困难，困难是，一天干完活，又困又累，哪里有精力写“讲用稿”。我只好先睡一觉，半夜起来写。我后来睡眠障碍，一定是年轻时做下的病。兵团对我们的教育是“大水漫灌”式的，省事而高效。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是公序良俗，为什么找不自在？经过 “战斗洗礼”，“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我们不断地自我画地为牢，身体和灵魂都属于了北大荒、属于屯垦戍边反修前沿。
    一个冬天，应该是春节前后，我同朋友走散，一个人落单了。从团部走回连队，40多里路，快快地走也要4、5个小时。我沿着大路雪地上的车辙拼命赶路，争取天黑前到家。一辆卡车声从身后传来，我脑子像搭错筋一样在想，挥手拦车吗？人家不给停怎么办？不停车我多“二”啊。不容我多想，卡车从我身边驶过，在我前面几米的地方停下来，我紧跑几步攀上车帮，没有寒暄也没问我去哪里，连司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卡车径直向前开去。
    到连队附近了，我猛拍驾驶室（东北话驾驶楼），车停下来，我目送好心人远去，仍不知道司机长什么样。在穷乡僻壤，人烟稀少、民风简单质朴，没有客套，也没有什么礼节，默契就好。相信司机做了好事不留姓名，也不写进日记。
    连长大概是看重我的责任心了，让我一人去烧菜窖。菜窖离开连队住地有一段距离，是推土机推成的大坑，用树木灌木厚厚地覆盖住，我白天去林子里拉柴，因为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多树都死掉了，一推就倒，刚开始很容易拉到柴火。慢慢地就要去砍柴，拖回菜窖上用斧头砍成一段一段的，从菜窖口扔下去。我很快学会烧火，可让火焰一夜不灭。
    一个傍晚，雪下得很厚了，我正准备收拾完回宿舍，就听见菜窖顶有脚步声，缓缓的，走走停停，慢慢靠近菜窖口，菜窖口是用一个箩筐似的东西堵着，箩筐上放些灌木枝，一个木梯斜搭在菜窖口上。我的心脏紧缩起来，下意识捡起一根木柴，紧盯几米高的菜窖洞口，脑子一片空白。突然“哗啦”一声两条牲口腿掉下来，继而往上一蹿，牲口逃走了。惊悚一幕，我腿抖得像“踩缝纫机”。
    说起劳动，有两种活儿我高低干不了，是我的软肋。一个是装窑，我不敢抬挑子在前面走跳板。我不恐高，六十多岁还玩3000米跳伞、玩蹦极。可是我平衡器官有问题，我同小H抬着砖装窑，要走过中间用高凳接起来的两段跳板“独木桥”。我心虚，觉得跳板上下忽忽悠悠，迈着迈着步就要失足摔下去，身体控制不住两边摇晃。走了两趟，坚决不走前了。
    小H比我矮且壮实，我在后面还得虚情假意把担绳往自己这边移，减轻前面的负担。后面负重多，我觉得特别吃力，抬不动了，肩膀红肿得每次抬起扁担都得咬紧牙关，很生无可恋、万念俱灰，掉眼泪，还不敢让别人看见。
    还有一个工作是扛水泥、化肥。水泥一袋100斤，我的脖子吃不住劲，走两步水泥袋就滑下来了，抱在怀里，又偷偷掉眼泪。后来扛化肥80斤，重量轻了应该还好，可有台阶，我腿没劲，就是迈不上台阶，兀自气馁，只好改给散装的化肥装袋了。抬砖装窑和扛水泥、化肥，对我打击太大了，是我拼尽全力也克服不了的困难，飞蛾扑火，，被“秒杀、完败”，像是要致我于死地。
    我在工地挑砖，砖的分量一块6斤，我能挑两码（一码4块）半，前后加起来120斤，我体重八十多斤，“虎”吧？我会换肩，双手用力提着两边的绳子。进林子伐木往外扛我也没问题。我挑担子双肩磨破血肉模糊，和衣服粘在一起，用湿毛巾打湿才脱下衣服。这些比装窑、扛水泥容易克服，克服不了的困难只好放弃，学会放弃，实际是保护了自己。
    将满腔的热血，变成了脑残，因为年轻，一张五好战士喜报，一个共青团称号，都会对你产生极大诱惑力，当时的副主席提倡的“精神原子弹”，就是后来说的“圣坛”，大家都信以为真。对于我们，吃苦耐劳是“活学活用”，偶然吃红烧肉、看电影，也是醉了。
    大约在春季垦荒之前，我们通常烧掉荒原上的野草、灌木。可能是因为草原的风向变幻，烧荒引起火灾（跑荒）时有发生。火灾逼近我们连队时，大家非常紧张。拖拉机在打防火道，防火道就是拖拉机犁地，把易燃物翻到泥底下。连长跳上拖拉机，失足摔下，压断了腿，从此成了残疾人。
    火苗还是在几处蹿过防火道，B连长带着我们打火（扑火），我们从树上劈下长长的树枝，去扑打火苗。火苗燎的脸都要被“煎”熟了，疼得很，受不了就退后几步，后面的人再冲上去扑打。幸好发现火情抢险及时，我们的人员财产得以保护。
     扑灭草原大火，这是“战无不胜”思想的具象，我们像殉道者前赴后继。忘记是哪个老职工还教大家，草原失火，不要逃跑，火速比人跑得快，要脱下衣服包住头，逆风逃生，即便被烟呛倒，火头向前烧过去，人就安全了。如果自己有火柴，事先烧出一片开阔地，大火就不会烧到人了。跑荒很吓人，远远地眼看着草原大火，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扑卷，犹如惊涛骇浪，灌木多的地方火苗高达十余米。
    面对烈焰席卷，我们兵团十几个青年祭出了一场和平年代的浴血奋战，长眠在黑土地。我们团一个面容姣好的南方女知青被烧伤，面目全非，手脚都烧坏了。陪护人员藏起镜子和能看到自己影像的器具，但从陌生人惊骇的表情，这位知青还是想办法看到自己的面容，痛不欲生。
    我年轻，并没有“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泰戈尔）的浪漫，满脑子都是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宗教一样的膜拜和迷思。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不喜欢知青的艰苦被电影电视剧过度消费，肤浅的文艺作品，不演也罢。我们被塑造成自己默认的样子，学会接纳、不气馁、懂得了“物竞天择，适合生存”，为此，你会否定、打压自己，干脆给自己洗脑。当你认定自己的道路时，好评与差评都无所谓了。
     我们被教育成顺应潮流，逆潮流而动便是人生的失败。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救落水的电线杆而付出生命，我们早些时候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一根电线杆子付出生命，值吗？主流媒体的号召：学习金同学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的精神！那好吧，精神和行动毕竟有距离，我可不会去捞电线杆。
    我们连队老职工说：北京人傲气，天津人洋气，上海人娇气，本地人土气，忘记怎么说温州、哈尔滨人了。北大荒冬季来得早，10月份已经下雪了。我们在雪地里割大豆，豆秸很矮，我们弯腰曲背，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干硬的豆荚很扎手，戴着线手套还把手扎得都是小血点。天大冷时，我们外出打草，进林子伐木。刮“大烟泡”时在家里的剥麻搓绳、编草帘子，总之不让你们闲着，怕你们“思想长毛儿”。冬季没有夏季那么辛苦而已。
   在北大荒，我们永远是受制于人，不会操之在我。记得后来团部下发最“走心”的政策，对生理期女生，采取“调近不调远，调干不调湿”，我有“红太阳照边疆”的感动。我们那时都没有手表，我们班长有一块上海手表，很奢侈。班长和小H 是温州青年，温州话很不好懂，但我学会了“现在几点啦”，小H经常问到这句。  
    一个女生朋友，被倒下的棚子砸伤，送团部医院急救，幸亏没留下严重后遗症。可是看护她的朋友“护工费”从伤者工资扣除了，跟谁说理？没人跟你说理！
    如果说我们知青尤其是来自兵团、农场的很多人，习惯逆来顺受，那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吧。我们只有努力劳动的权利，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的权利，我们知青的权利让渡给这些叫连长、指导员的复转兵了。

路过名山

06 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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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一般都在零下二三十度，刮“大烟泡”（暴风雪）温度低达零下四十多度。尽管寒冷，我们尽量争取到野外劳动。打洋草（割草）、伐木都是不错的工作。外出劳动可以带馒头吃，这对我吸引力太大了，我痛恨吃窝头，一生的拒绝。
   中午，我们拿出冻成冰坨的馒头，生一堆火，烤馒头吃。我心急，馒头都烤黑了，就开始啃，馒头里面还是冻硬的。渴了就用镰刀舀雪吃，开始没经验，我们不是把舌头碰在镰刀上，撕下一块肉，就是嘴唇粘掉一层皮。
    我们住的大坯房，屋顶苫的是我们冬季打的洋草，每年春季屋顶换一次新草，以防漏雨。有一年冬我负责给连队烧锅炉，工作并不累，锅炉房是半露天的，井沿结着厚厚的冰，摇辘轳汲水得特别小心，不要滑到井里。水打上来，提到一个矮木凳上，人站在木凳上把大约十斤重的桶（东北叫水筲）举过肩，将水倒进锅炉上面的进水口。
   供应全连百十号人的开水热水，要打很多桶水。衣服被溅出来的水湿透，冻成铠甲，直到冻铠甲令我弯不下腰，才跑回宿舍换衣服。要去添水了，穿上化了冻的铠甲衣继续。我烧锅炉还行，烧菜窖练出来的经验。我不觉得烧锅炉艰苦，还觉得有些“行为艺术”。
    我还在豆腐房磨过豆子，东北的大豆质量好，磨出的豆浆呈米黄色，上面浮一层油皮，浓郁清香。听说日本人收购我们的大豆用筛子过，掉下去的稍小的豆子都不要，我们不懂商务，骂日本人刁蛮。
    年少的我们被灌输各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信息不对称，没有独立思考，更没有批判精神。 “本能给时间以生命，理性给岁月以文明”。知青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泯灭了才华。反言之，我们现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也是对这场运动的反噬，是人性的觉醒。被命运洪流裹挟的微小个体没有什么高尚和特殊，有的是生存的本能。
    十年浩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教科书式的变相劳改，一代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复盘这段经历，历史车轮不能倒转！十年浩劫，带给我们国人太多太多的伤害。比起那些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社会贤达、老干部，我们知青受的是轻伤，即便如此，也是一辈子的烙印，在肌肤上也在心里，难以愈合、挥之不去。
    我不典型，短暂的两年零几天，因为回京超期怕回去挨批，退无可退，我得到了叔叔阿姨们的同情、父母的谅解和妥协，帮我在工厂找了工作，我得到了“压倒性”胜利。妈妈找到她在八路军的老领导，石油系统的孙伯伯。那时，全国都乱了，孩子下乡回京无处落脚，大人们都尽其所能鼎力相助。
    那些年，每个人的命运都七零八落，说“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是伪命题，反思才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时过境迁了，但我还是想叫苦不迭，当年不曾喊叫，现在弥补也无妨，“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告诉世人，我们六九届知青并非浪得虚名。我们年轻才疏学浅，是鄙视链的末端，但是不妨碍我们呐喊：历史不能重演，“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那是压迫，是欺骗，是道德绑架！
    在北大荒两年多的时光，冷暖自知，我被“点亮”有了大彻大悟，也有了“上帝的视角”。体力和精神的消磨殆尽，“可教好子女”入不了团，心灰意懒，哀莫大于心死，使我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当兵不香吗，“我命由我不由天”，吃苦耐劳倒逼我破釜沉舟离开农村，度我自己。我杀伐决断，表面按部就班在连队干活，期待拨云见日、暗度陈仓。
    可惜我不是算命先生，正当我峰回路转时，1971年发生了“9·x3事件”，在我超期归队，眼巴巴将自己的命运押宝在“当兵”上时，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军队1972年不招兵。“9·13事件”石破天惊，我一飞冲天的理想，掉头砸向地面。
父母还在干校，写信赶我回兵团，只是鞭长莫及。回连队有可能挨批判，劳改，我毫不犹豫在北京顶着压力，坚决不回心转意。北大荒给了我坚强、坚定、坚持，我绝不退让。
    连长托人带话，不惩罚我，一个曾经的五好战士、四好班长，回了趟北京没当上兵灰头土脸回去，不是落后分子，至少也会“人设崩塌”。“无知者无畏”，我不回去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我没有远见之明，只有绝地求生。
    黑龙江兵团二师16团的团长和参谋长利用给女知青提干、上大学、回乡等予取予求，公器私用，先后奸污了100多女知青，其中有北京的干部孩子。事情终于反映到中央领导，农林部长沙风一行钦命到佳木斯兵团司令部，自上而下到16团部召开紧急会议，兵团对当事人的决定：枪毙！“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摧残兵团公信力，影响极坏，罪不容赦，中央领导指示要“杀一儆百！”
    行刑当天，16团部摆了一桌酒菜，房间四周站满很多不认识的现役军人，团长、参谋长到达后，立刻明白了。政委平淡地说：吃吧，你我共事一场，吃完，我送你们。团长瞪大眼睛，恶狠狠地问：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吗？团长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同毛主席握过手、照过相，可惜没有免死牌。
    政委陪团长喝了两碗酒，已泪流满面，说了声“我还有事”，出了门。围观的战士和群众神色严肃而凝重，看着受人尊重、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被处决了。19世纪英国阿克顿勋爵写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论你身居庙堂之上，还是曾经冲锋陷阵的大英雄，概莫能外。
    我的两个表姐是亲姐妹，一个在陕西下乡背柴，走山路折断了腿骨，治疗不及时，造成终身残疾；还一个在山西，干农活感冒了没好好休息，转重症心肌炎，回北京做了心脏手术，无法治愈的伤害，撑到六十多岁，不幸离世。著名作家史铁生，才华横溢，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上山下乡断送了他的健康、他的前途，甚至殃及他的家人，过早地与世长辞。
    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们造成的伤害，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人数高达1700万人，很多有知识、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的前途被断送，很多知青，病的病、伤的伤，死的死。能先后回城的算走运，客死他乡的成了孤魂野鬼。据统计，1969至1971年黑龙江兵团知青非正常死亡达978人（刘小萌）
因工伤事故死亡约人，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代，他们的“作为”永远冰封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起。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坚决不去上山下乡。“街道积极分子”就天天到她家里做工作，坐着不走，然后你成了“钉子户”，让你无处藏身。好像后来她还是找来医院的证明，躲过下乡，分在街道类似糊火柴盒的小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离开兵团，回不到北京，有个工厂待着我也满足。从兵团转到工厂，户口拿不到，妈妈和姐姐两次去北大荒帮我转户口，用了洪荒之力。
   我十分珍惜这次命运的转折，在洛阳一待8年，后在父亲老朋友葛佩奇伯伯老伴的帮助下，“对调”回京。10年后1978年，当我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梦里不知身是客，回眸方知天已秋”。“我不度自己成佛，也不度自己成魔”。知青话题对多数的我们是沉重的，重提它，是拒绝历史车轮倒转。尽管我们也有失意，但我们终于已经衣食无忧。记忆一些往事，“后真相时代”也未免有“幸存者偏差”。
    北大荒的两年，胜过我以后平淡无奇的二十年，她让我成熟、成长、丰富。我从学生走入工作岗位的第一个身份实际上就是农民，所以我自觉不自觉有农民情节，关心永远的“三农问题”，心有戚戚，常怀悲悯之情，希望能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朋友发声。
我18岁时，改了名字去到洛阳的石油一公司开始新生活。我回城、想当兵，因“9·13事件”1972年没招兵；恢复高考，又以4分之差落榜；好不容易退休了，因为是企业，比公务员、“事业编”退休金又少了近一半，他们还有公费医疗。有人戏谑，我们六九届，“连吃屎都没赶上泡热乎的”。
    我们并不十分气馁，我们有的收获是，学会照护自己，照护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在孤寂中排遣，在紧张中放松。不照抄，学会接受，把它们埋在心里，顺应潮流，学会求生，不专心惋惜无可挽回的过去，“过去是属于死神的，未来属于我们自己”（雪莱）
以后，我再没有遇到像在北大荒那样的艰难困苦，那时，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激励和憧憬。北大荒的经历是“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应付了！”（《红灯记》）我当工人在石油一公司河南的信阳农场夏收，队长给我分了一块稻子地，比起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一人割十二垄麦地，那就是“小菜一碟”，不多时我就割完了，这是北大荒对我意志、毅力的锻造，厚积薄发，队长对我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刮目相看了。背柴草，并不湿，也不很重，我背了一人高的大捆。一个同事对我说，我们远远地看怎么柴草堆自己会动，原来你在柴草底下。
    一个人高马大的师傅见到我总是一脸的不屑，都不带掩饰的。我心说，我生来瘦弱，又没招惹你。机会来了，一条蛇从他脚下滑过，他吓得一蹦三尺。这回该我“不屑”了，我拎起蛇尾巴摔在地上，鼻孔里发出冷笑。从此，那师傅再没有轻视的眼神。“去问东去松江水，艰难与之谁短长”。
    作为曾经的知青，不怕吃苦、会干活，这的确让我感到骄傲。在信阳农场，那些没干过农活的女同胞，总挨队长的“敲打”，真的很受罪。我们也是从受罪慢慢到不那么受罪的，由难入简易。
    “芳华落尽终归尘，莫道无言至黄昏”我们六九届面临波谲云诡的前途，多半逆来顺受，“生死疲劳”。我们没有资格软弱，只有拼命“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奥斯特洛夫斯基）为自己赋能。回乡，望穿秋水，“胜天半子”成了我们知青的终极目标，。经过了风吹雨打，面临过绝望的困境，看惯了潮起潮落，尝到了世间薄凉。
    人们或亲热或轻蔑地叫我们“小六九”，是的，我们正是1969年最后一批整建制地被下乡到兵团、农场、边疆的中学生。有老三届垫底，我们六九届毕业生差点失去了存在感。老三届风云际会，大多有了深造、升迁、施展才能到机会，一时风光无两，“赢麻了”。实在的情况是，正长身体时我们遇到三年大饥荒；要学知识时又赶上“连锅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理论上又被老三届“包圆儿”了。
    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被誉为“北大仓”。我们目睹拖拉机翻耕出的滚滚黑土，也不免喜上眉梢，一幅宏伟的画卷！55年前，生命、价值、尊严，在充斥着革命、整齐划一的集体，个体权利既不神圣也不合理。扼杀个体自由，必须说，连长他们也无恶意。我们连队有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后来团部又给了我们一个大型履带拖拉机，都叫它100号。农忙时我们连队还借来联合收割机。有机械化，又是“广种薄收”，收麦子我们完全不必那么辛苦，只需“查漏补遗”。
    记得我在小学时，夏收季节，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北京郊区农村拾麦穗，地少人多，麦穗也是好的。在北大荒，没人拾麦穗，也拾不过来。我们一人割12垄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子地，为的是“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体力劳动并不能提高生产率，刻意锻炼我们才是连长们的初衷。黑龙江的夏季气候宜人，我们却在麦子地里挥汗如雨，深色衣服上留下斑斑汗渍，像画地图。吃一嘴麦穗的灰尘，每个人都像有了“四环素牙”。 我们拼命干活，唯恐被“劣币驱逐”。
    我们，少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考上大学，顺利走上心仪的工作岗位的。提干、升官、发财的幸运宠儿凤毛麟角。本该是少年才俊，没有机会读书、留学，我们多数人在比“扫大街”好不了多少的“低端”岗位上卑微地活着，在回乡后轮回，心里藏着寒意逼人的时代。终于，我们少了怨天尤人，多了随波逐流的散淡平和。
    我们曾被灌输冠冕堂皇的道理，“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扎根边疆一辈子，不要一阵子”“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我们在艰难困苦时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说：“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而不自知”。我们如果想不通，就自我催眠，等候自我破解。
   因曾经在文化沙漠被愚弄，我们后来多了批判精神。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了，不能被洗白！我们没有“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自觉，我们不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吗。“黄粱一梦终须醒，镜花水月总是空” “苟全性命于乱世”（《出师表》）。我一路走来，没有大起只有大落，不觉已走进古稀，反倒安逸、“巴适”得很，多少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气概。

路过名山

07 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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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在潜移默化。我干活用的是巧劲儿。刚开始干农活，大家都是“青铜”，我上手快，又会用巧劲，很快成了有些活儿的“王者”。锄地、挖土、挑担我“左右开弓”，装麻袋也是左边累了，换右边。割麦子的镰dao柄有弧度，只能右手。割一会麦子，我就蹲在地上掏出油石磨镰diao，所谓“磨diao不误砍柴工”。作为“可教育好子女”，不懂什么是“卷”，只是争强好胜的“杀马特”。没有对现实的批判，就算批判又当如何？想找不自在就直说！

    离家太远了，就是做梦都不易梦到，况且，就算离家近，不让回家，还不是咫尺天涯。下乡前我们曾逆反、排斥，越说是huangse图书、huangse歌曲，我们就越要拿来看、偷着唱，比较“洋范儿”。我的亲友也有在东北插队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互通款曲、倾诉衷肠，守望相助。

    我写信经常冠以“亲爱的XX”称呼，信被偷看了，汇报给团支书。团支书找我谈话，一脸诡异，转弯抹角指责我谈恋爱了。我又气又恼，很无语，想“掀桌子”，没敢。心里骂：你少见多怪，老土，土鳖！受了气，只好自己消化，洞悉了人性，“弦断与谁听？”

    冬季，倒菜窖是我们经常的工作。白菜、萝卜、土豆在上冻前都放到菜窖里，由我等烧菜窖，以期来年春节前后有新鲜蔬菜吃。蔬菜们并不争气，一批批烂了。就由我们在菜窖里将烂了的菜用镰dao头削掉，从菜窖一头倒到另一头。我们手里边干活边聊天，精神会餐少不了。温州人说他们的臭豆腐干，上海人说糖醋小排，我说我们北京的奶油炸糕。

    连长可能趴在菜窖口偷听我们聊天了，突然出现在梯子上，别看他腿脚不便，下梯子快得像坐滑梯。我们没反应过来突如其来的情景，连长一副嫉恶如仇的样子，冲我们大喊大叫，意思是嫌我们磨洋工。我们也都从地上“弹”起来，学着连长样子，撅起来干活，顾不上“萝卜快了不洗泥”。

    我心里骂：该死的D大个子，就会制造紧张空气！怎么没听见动静就出现了，跟我们玩“抓特务”。连长不可理喻，好像我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似的。

    我们整个冬天吃着冻白菜，菜窖里的菜烂了一批又一批，我们一次次下到底下倒腾，烂的比剩下得多。我感觉连长不会“抓生产”，很多农活他不一定会，十几岁出来当兵“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好像是在黑龙江第二个春节，我在厨房帮厨，炊事班谢班长同炊事员们商量，不是吃好喝好，欢天喜地过大年，而是怎么做忆苦饭，让全连同志们忆苦思甜不忘本，尽管我深信我们全连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没有一个吃糠咽菜长大的，不忘本的意思，我想是不忘我们前辈吃的苦。

    冬季，我们基本上吃的是熬冻白菜、萝卜、土豆，没什么油星。白菜冻透了吃上去像嚼塑料布（虽然没吃过塑料布），冻土豆麻嘴，难以下咽。偶然遇到一颗不麻嘴的土豆，高兴得广而告之，中大奖一样。我们平日吃的就很糟糕了，还能怎么“苦”？

    忘记哪位灵机一动，抄起铁锹从灶台下撮起一锹炉渣子倒在菜锅里两铁锹。我惊讶得直缩脖子，但马上装作禁得住考验的样子，一心想着今天吃熬冻白菜小心别硌了牙。吃“忆苦饭”，说不好吃，思想有问题；说好吃，贫下中农受苦的饭怎么能好吃？既然莫衷一是就别废话了，闷头咬牙吃掉算完。

    经过了风吹雨打，看惯了潮起潮落。五一节都不放假，惊掉我们的下巴，颠覆我们的认知。我们是来屯垦戍边的，不是来劳改的！我们在服从和自我批判中整合自己，理解顺昌逆亡。对于我们，最重的担子是陌生的从未体验的生活。我们单纯到轻而易举被号召、被动员、被扼sha、被自我鞭挞。

    在黑龙江下乡时，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活在别人的认知里。我们不断矫正自己，力图成为公众认知中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对于年轻的我们，政治环境逼仄，意识形态渗透能力强大，被“润物细无声”是早晚的。但不得不承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被推出门外，它又从窗户飞进来”。我们在理智和非理智中徘徊，在激情与迷失中叩问。

    “接受再教育”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支撑，“脱胎换骨”只能走个过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为知青，原来是一场被愚弄的荒谬“温水煮青蛙”。今天，我们以“上帝的视角”，审视下乡的过往，把后面的生命还给我们自己。

    对于我们大多数六九届，一切都太晚了，错过了时间就错过了星辰大海，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残缺、不完美，在困境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们糊涂过、愚蠢过，当形势突然反转，我们有了独立性、批判性。

    逆来顺受是我们六九届的标配，早被定义成遵从同样的价值观，不可能有殉道者。发表不同的意见是抛出去的回旋镖，你懂得。沉默的六九届，选择了用脚投票，如再不发声，石头都要说话了。北大荒日复一日的劳作，何来“诗和远方”？

    别人可以蔑视六九届，可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没有沮丧理由。我们还有些心存侥幸，比起那些永远留在北大荒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掬一把热泪，玻璃心碎了一地。我们也不想拔高，说“青春无悔”。“青春无悔”是你们的认知，大多数的我们不会这么认为。历史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六九届一锅端到边疆。本该走向青灯黄卷开启求学新路，却被推下谷底错失人生的点石成金。

    六九届，向社会展示了“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没有规划人生、未来可期，“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争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有选择，为什么不去读书，做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们同高年级哥哥姐姐们一样，上山下乡运动把我们读书、升学的必由之路拦腰截断，我们歪歪斜斜走上一条未知的漫长艰辛之路，以不甘与倔强证明自己，把曾经的孤独、寂寞、困顿、彷徨、恐惧，留在荒原、留在皑皑白雪。

     在困苦的岁月，我们祭出勇气、坚韧、信心，成就人生不设限的收益，厚积薄发。如果没有“9·x3事件”，知青的觉醒也是迟早的，“常走夜路，没有不见鬼的”。我们被灌输只讲奉献，无私奉献，不明觉厉，不讲索取，索取是可耻的，这是抹sha人性。依照法国罗兰夫人的语势：奉献啊奉献，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不能因为后悔无济于事就被剥夺，那么多有智慧、有能力的年轻人，走过风雪和泥沼的漫漫长夜回到故乡，只为生存屈就于普通而简单的工作，结婚生子、养家糊口，被社会的中坚边缘化。

     知青下乡北大荒的日子，因为不同凡响，内涵丰富，构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话，因而引出了生命的光彩与升华。

     对于评价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喜忧参半、爱恨交织，还是各种光怪陆离的自相矛盾？我不确定。没有谁生而贫穷或生而富贵，回到了北京，我回归了本真。

    55年之后我回忆起我在北大荒的片段，一滴水折射的光辉，见微知著。1700万知青的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因为有了下乡，我们有了别样人生，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逻辑很自洽。

    黑龙江兵团成立于1968年，一路上行，又“高开低走”，红红火火八年于1976年撤销。有一些知青与当地人结合，这是少数，极少有“夫妻双双把家还”。破碎的婚姻，无疑给知青再添一道伤口。兵团试图扼sha我们的个性，个人的自由和价值不被尊重，被忽视，把我们变成提线木偶，逆来顺受便于管理。既然是解放军序列，那得有序列的样子，“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在错愕、迷离和幻觉中“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准备打仗”。

    我为自己庆幸，没有深刻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只有shay伐决断与任性。返城知青有些没有了城市户口，面临自生自灭，街道居委会动员你下乡时，好话说尽，等你回城了，他们懒得搭理你。没有佛祖加持，无论你信与不信，命运如影随形。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和他小姑姑说起上山下乡插队，儿子问插队是不是“加塞儿”的意思。真是的，知青就是去贫下中农中加塞儿了。多数农民刚有了温饱，知青来了，分了他们的不多的田地、工分上山下乡，留给知青多少创伤和戕害，比起得到的锻炼，那是“入不敷出”。

    插队知青，他们生活没有保障，有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规模化返贫”，但是他们的精神和行动上是自由轻松的，他们可在起心动念之际回到故乡。很多插队知青不好好“接受再教育”，干活也挣不出多少工分，养不活自己，生活陷入困境。“贫穷起盗心”甚至去老乡家偷鸡摸狗改善伙食。当地农民无奈，背后叫他们“mao主席派来的日本人”。

    还有老乡问北京知青，北京话管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叫什么？北京人调皮，说叫“老梆子”。老农不明就里，张口闭口“我们这些老梆子……”这些都是插队知青告诉我的，只能当趣闻。

     农民土里刨食，刚刚有温饱，来了插队知青，分了他们的土地、工分，困苦生活雪上加霜。我认识不少插队知青，没有一人通过自己干农活养活了自己，“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吃商品粮的除外。

    我们还吃过高粱米和大碴子，可能是为了节煤，厨师不肯煮软，特别费牙，面颌骨都嚼疼了，肚子还没吃饱。有一年捕鸭河封冻粮食运不过来，我们只能吃麻嘴冻土豆，不想吃就饿着。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挨饿，几天已经很煎熬了。

    十几岁正是放飞自我的时候，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战天斗地”容易理解，连队里除了复转军人，军川农场的老职工，绝大多数是我们知青。于是我们开班会时就“斗私批修”，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我是班长时就带头批自己，弄个“大帽子”戴上，心里更多的得是虚头八脑。同志们也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帮助我提高认识。

    每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我脑子经常出现“bug”，不表达而已。在北大荒的生活与劳作，怎一个“苦”字了得。“愿与山海共秋色，不与日月争短长。”

    我们自己沤肥，都是大家厕所里的有机肥。把大粪和土混在一起堆放、发酵。夏天我们用笸箩装了，在菜地里用手一把把撒出去，不能多想，多想恶心死了。送饭来了，我们就搓搓手然后去抓馒头。

    恶果来了，差不多大半个连队的人都感染了肠炎，我发烧，肚子疼得站不起来，刚拉完肚子，没走两步又拉，没法上工。更有蔓延之势，造成“非战斗减员”。连长着急了，卫生员忙不迭地用兽医大粗针扎完这个扎那个。后来，团部医院“土法上马”让我们用柞树叶子煮水喝，好在最后都痊愈了。年轻，抗造（东北话，禁得折腾）。

    我的同龄表姐表哥都在黑龙江兵团，我说起冬季修水利，没有水喝，渴急眼了，发现原来站人的冻土上，汪出一滩水，“胶鞋水”也解渴，管不了那么多。我表哥说，那算什么？他们干活渴极了，发现一个小水沟，人们蜂拥而至。不幸的是水沟里泡着一滩屎，人们把水往旁边扒拉扒拉，捧起水就喝。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生理需求为人类基本，为了生存，尊严和底线松动了，我们在乎什么！夏季修水利住帐篷，晚上听到外面狼叫，看到远处的狼群眼里闪着绿光。没有厕所，找个地方把尺八的草踩倒就可以蹲下了。生理期小咬围着你疯狂地咬，又是生无可恋，艰苦可见一斑。

    我并不想卖惨，只是想把我们年轻时，该读书欢乐的时光，奉献给黑土地的过往与不甘呈现给读者。黑龙江，我曾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我在那里只待了两年零几天，电光石火，却留给我dao凿斧刻的印象，值得我浓墨重彩。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我愿为我们六九届正名，为我在北大荒的兄弟姐妹，为他们被侮辱与被损害，为他们绵延的苦难与悲凉，为永远回不到故乡、梦断黑土地的灵魂，郑重发声，洒酒跪拜！

    割麦子，我们一人12垄，镰dao十二下，一大抱麦，要两束麦穗对接当腰子？（捆麦子），“打腰子”捆麦子要用力，我都用腿跪在麦捆上，用力把麦子捆紧，才能站在地上，运输时不容易散。

    一群血气方刚献身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被灌输自以为屯垦戍边，是钢铁战士，祖国边疆的守卫者，却被上山下乡运动抛弃，灰溜溜地返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只有承受者知道。

    献身边疆还是回归故乡，这似乎是一个伦理选择，生死攸关。无知者无畏，我们被教化、度化成社会期望的人，傻傻地“虽苦犹荣”，。虽然尽量去做、去努力，去讨好，但是骨子里的风采依然，违和感强。
_     在场院干活，我们女生就是装麻袋，缝麻袋。扛麻袋的活一般知青都干不了。别说100公斤，就是180斤也扛不动，我记得同体积的小麦比黄豆沉。我亲眼见机务班的1965年门头沟来边疆的L姓知青，稳稳地扛起180斤麻袋，一只手抓住麻袋口，一步一沉重地走上跳板，挨到茓子（囤粮食的席子编织物），抓麻袋口的手一松，身体一歪，粮食倒进茓子里。L同志扛了两趟麻袋就放弃了，这么重的活儿，不是逞能的事儿。

    “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方向努力”，这在我以后生活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北大荒，无论至暗还是高光时刻，都成了我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路过名山

08  回家的执念

    “岁月赠我两鬓霜，红尘赐我一身伤”。黑土地记忆着我的汗水和泪水，我的快乐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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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凡俗之人，可在年少时的惊人之举，自己都被感动了。北大荒的生活太特殊、太异乎寻常，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抑或是华彩乐章，但究竟是我人生的财富。这不等于“青春无悔”，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我们有选择，谁不会选择继续读书学知识，而选择“面朝黄土背朝天”呢？荒废学业，耽误了大好时光，蒙上眼塞上耳，专心拉磨？

    离开北大荒是我抓住的“窗口期”，之前劝我回连队的朋友也相继离开，早走早“托生”。离开农村，对上山下乡运动“用脚投票”，无论什么方式，这是知青的底层逻辑。佛说：万物皆有定数，得失随缘，不一定！离开，从未消弭，逻辑自洽，那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别说什么降维打击，从城市到农村，就是让你不会get到故乡北京人的维度。你不断地要求自己，历史吊诡是，知青当年敲锣打鼓、彩旗飞扬被送去农村，又在翘首盼望、焦急中等待返城，这段历史是误会还是错误？对于大多数知青，你掉队、错过，不可能再“弯道超车”。

    我们经历了电影、电视剧里曾有或没有的戏码，这段历史作为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封存被遗忘。我两年多的经历，不过是上山下乡运动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如果每个浪花都不发出声音，那么大海就会沉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经意的回眸，“惊鸿了多少忘不了也不能忘、埋在心里的往事”。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伤与悲苦，回城后，已不再年轻的人们各自打理自己的生活，或等待或期许，或满足或惆怅，不忘或纪念，直到那地老天荒。

    “悲自中起莫名哀，我问泪从何处来”。 可能你无法理解，年轻的我们为了荣誉曾以命相博。冬季，我们跳到厕所粪便坑里，抡起十字镐用力刨，冰粪渣溅到我们头发上脸上嘴上。我们的“臭积极”，被一种“大无畏精神”蛮干着、催化着、套路着、魔幻着。连长的表扬，同志们的肯定，对十几岁的青年弥足珍贵，“五好战士”的殊荣是这些肯定和表扬奠定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除了过来人，知青这段历史将化为符号褪色、消失。我们的苦难和青春韶华，改造自己，顺应潮流。经过两年的“再教育”，我觉得自己反倒变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混合体，什么“生死观”“苦乐观”搞得很夹生。回到故乡，顺其自然，找回本真，不“较劲”不“拌蒜”。

    没有下乡，我不可能患慢性胃病。我们可不像来学校宣讲的解放军说的，全年我们有半年全都是窝头、大碴子。大碴子是脱了皮的整个玉米粒儿，嚼着费劲，肚子没吃饱脸都嚼累了、疼了，只好不吃饿着。我从小胃弱，有时我胃疼得趴在炕边，顶着胃止疼。幸亏卫生员用扎牲口的大粗针止疼才缓解。吃半年的粗粮，真的要把我“搞死”。

    我的胃病就是北大荒艰苦生活的见证。有的知青腰肌劳损，有关节炎的，各种慢性病。夏季我们有馒头吃，一次在田头吃馒头，二两一个的大馒头，我吃了七个。没有油水，劳动繁重，主食就吃得多。我们手掌上的老茧多少年都没退去，那是一层层水泡结成的。

    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那场浩劫，前辈和我们经历的苦难，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我们的后人不再遭受苦难。面对“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们，尽管他们之中有人比我们就大几个月，那称呼和代名词却差之云泥。“老三届”成了老知青的专有名词，“六九届”一锅端全都下乡农村，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我们的低声细语老成持重被“老三届”高大身影和咋咋唬唬淹没了。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老三届”毕业生有一部分是留城的，六九届是作为最后一批整建制去边疆的知青。“老三届”留城的毕业生，你们蹭热度，神气什么？“老三届”和老知青是两个概念，不是吗？

    我们普通人不会反潮流，只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量“利益最大化”，无知和愚蠢如影随形。我们连队的老职工都是老军川农场的“旧部”，他们大多是“闯关东”过来的。我印象他们懒散，干活不如我们知青卖力气，我们年轻人干活“多快好省”经常“吊打”他们。

    C排长的妹妹在山东申请过来北大荒，要团部审批，颇费周折，因为我们是边境地区。我还去小C家作客，记得她家主打菜是大鹅炖猴头菇，炒鸭蛋。小C一直在给我劝菜：“猴头比又（肉）好起（吃）”。还告诉我采猴头菇的经验，发现一个猴头菇，猴脸的方向的树上应该还有一个猴头菇。我们可没时间采蘑菇，捡拾野鸭蛋，有时间写家信、在炕上懒个10分钟都是好的。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我滞留北京，某种程度上是被“逼上梁山”，连长托人捎话给我，说不惩罚我，让我回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的离开是蚁穴效应吗？我才不管那么多，横竖我就是不回北大荒。北大荒给了我坚强的个性，又被我反噬：错过的无法挽回，为什么不把握今天。

    知青大返城是“用脚投票”，这段公案有了了结。多少年后，1700万知青们回归故土，这是历史的嘲讽。“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寒窑赋》 知青回城，并不招“城里人”待见。好像一帮乡巴佬、土老帽，你们还能干点啥？好歹给你安排的工作已经是照顾了。很多知青面临低工资，没人愿意干的工种，工厂效益不好又解散了。

    对于六九届知青，严冬过去了，并没有迎来暖春，他们闪转腾挪又迎来另一种生存的考验。老三届很多人通过恢复高考，完成了“鲤鱼跳龙门”，“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我们六九届在校读书时间最短，对于高考，我们大多数“望洋兴叹”。 我有意无意地忘记那些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最后几批长时间留在北大荒的朋友们，穿过黑暗与寒冷、“垃圾时间”，“我们要回家”！带着宗教圣坛般的笃信与虔诚，任何也不能阻挡“我们要回家”！那时候最严重的是绝望，没有尽头的绝望，荒野僻壤蹉跎了多少鸿鹄之志。

    我争先恐后拼命干活，现在叫“卷”，连长们巴不得让我们多“卷”。在汗水和泪水里，我学会了成长，变得强大。学会了“拼”，挑担与重担拼，锄地与杂草拼，跑荒与野火拼，严寒与风雪拼，拼着拼着，人长大了。正是这种拼的精神，慢慢让荒原严冬有了阳光。

    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在潜移默化。我曾流泪唱着“当年我的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为我一路送行”。“在这边疆，我常想念，我可爱的家” 半是疗伤半是治愈。我排解忧伤，缓冲压力，唱着比才的《卡门》的斗牛士，穿越孤独的心里充满了力量。看上去有些变态，这不是脑机“bug”，我的歌，与天地共交响，与草木共深情。

    离开北大荒时我还不到18岁，但是我懂得，别期待别人保护你，只有你能保护自己。只有努力才能做最好的选择，求仁得仁。在不可知的未来，也许应该期待一个平行世界，管它是科学还是假说。艰难困苦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懂得努力、坚持，珍惜、感恩，人生丰满而抗压。

    吃苦是一种人生体验，虽然不是我们的选择，但经历过会觉得弥足珍贵。“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也许。不过得有悟性，不然路就白走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辛弃疾），“人生是一串由烦恼穿起的念珠，达观的人是微笑着数完这串念珠的”。（大仲马）理想主义也很滋养。祝福我们大荒人否极泰来！     

    之后想想，领导把我们的时间安排满满当当，意图让我们无暇“思想长毛儿”了，方法不一定对。牺牲个人的自由和人格，换取当时的思想正确和情操高尚，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被禁锢的精神不想也不能问为什么，怀疑就是不忠。不管不顾地拼命干活，这是“大有作为”的具象。

    我最大的愿望是当兵，无法抗拒的诱惑，什么兵都行；有同志说最大愿望是回到北京，扫大街都干！著名的马斯洛需求，生理需求为首要。好端端的，怎么就忽然变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半生苦涩半生酸，笑看红尘如云烟。”北大荒两年零几天的岁月，短暂，白驹过隙；漫长，沧海桑田。历史翻页了，希望历史悲剧不要重演。

    同是下乡知青，老三届同六九届却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既没当过红卫兵也没赶上当红小兵，还是顶着这“桂冠”全部下乡。幸运的是我们基本上被分到各地的兵团、农场，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比起插队青年的生活条件好很多。

路过名山

09
人生易老天难老 天上没有北大荒

    一个黑龙江兵团曾经的五好战士、劳动模范，回到北京立刻反向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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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荒，连部里才有报纸看。我们一天到晚干活，毛主席“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还要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我干活冲，连长让我当个小班长，忙完了活儿，还要想着同班里的同志挨个谈心。现在想起很荒唐，那时就时兴这个，很无奈。一天我在连部附近捡到一张报纸，上有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电影《啊，海军》。我心口不一，嘴上说：真是太反动了！心里想，回北京一定找票去看。

    回到北京，正赶上看“批判电影”，我找到一张票，欣喜若狂。那次一下子演三部片子，《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放映前，扩音器里播送的“前菜”：侵略啊、烧sha抢掠啊、不共戴天啊一通批，我性急：都知道，都知道！别啰嗦了，快开演，开演吧！看完三部影片，我当真“中毒”了，感慨故事好，演得好，忘记用批判的眼光了。这种高档文化生活久违了！

    我刚要出剧场，正碰上兵团的朋友，她说要不你再看一遍，于是我又坐了6个小时。一连看12小时电影，我大呼过瘾，不是发疯也是癫狂！遗憾的是，电影没有演鬼子在我国烧sha抢掠，一时忘记了仇恨满腔，倒是有些荡气回肠。

    因为有了开悟有了觉醒，坚决不回北大荒。黑土地养育了我的坚定，我反噬，坚决不回连队。在北京又过了几个月，表哥单位发的《巴顿将军》电影票，正巧我一人在家，当然要独享。我不能用语言表达影片的精彩与震撼，小伙伴们听说我看了巴顿，那种惊讶、羡慕溢于言表，我这才想到在国家机关工作表哥的伟大。表哥可是从海淀区跑过来建国门外送票啊，因为觉得值得，表哥才跨北京三个区送票。

    比起插队知青，我们兵团挣工资，生活有保障，但是我们没有了自由。不能回家，生活、学习程式化。我们不挣工分，没有人逼迫我们干活，然而，我们自觉自愿地拼命干活，以求精神上的救赎，挫而弥坚。一直要求“狠批私心一闪念”一直检讨自己，扭曲了心智，让人无法觉察、觉悟。

    我们与插队知青并非两个平行世界，我们比他们财大气粗，可没有自由。我大半生的经历，在北大荒的生活风采别样，念兹在兹，值得浓墨重彩。对于不满和委屈，我学会了忍受和化解。北大荒，有我流淌的汗水与泪水，有我流浪的青春年华，也有我鎏金岁月的记忆，回想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段经历不在于“青春无悔”，而在于影响我一生的价值观。能让我们坚持下去的除了这个思想那个精神，惟有自度了。唯有走出茧房，才能有真正的家国天下。

    北大荒是我吃苦耐劳的天花板。1971年秋，刚回北京，我觉得天安门广场怎么变窄小了，比起一马平川的大平原，突然像来到小人国一样。乘无轨电车，车门已启动关门了，我一用力，生生把门掰开，脚顶门一侧身上去了，这是北大荒的功力，气势拉满。售票员瞪了我一眼，一看我愣头愣脑，就知道我是知青。

   听说爱哭的人也爱笑，这是真的。我们副班长、上海人小Q与我很投缘，她总给我讲可笑的事情，比如她当海员的哥哥交了女朋友，让她假装路人，帮哥哥相面、参谋。小Q还说他们回上海，说有同事去开拖拉机，“上机务”了。上海话“机务”的发音是鸡屎的意思。她爱说，我爱笑，一有机会，我俩就凑到一起有说有笑，有时她的“包袱”还没抖，我就想笑了。我还记得她爱美，不肯穿兵团发的厚重的大棉裤，穿着“小包裤”还说不冷。

    前些年听说她患了癌症，不幸离世。我悲从中起，欲哭无泪，“愿许秋风知我意，终与故人难别离。”祷告她天堂平安，“拜祭，终究也只是生者的一份安宁，也为逝者安息。”小Q活在我心里！
    说北大荒没有浪漫不是事实。我们盖房子，看到几只天鹅在蓝天飞过，长颈白羽；还一次在工地，一只狍子靠近我身边，我伸手去抓，狍子扬蹄迅速跑开；冬天老职工们捡拾野鸭蛋……我们那里几乎很少“高高的白桦林”，柞木多，老职工叫“炸木”。我们的镰dao都是柞木制品，弯成弧度，所以我割地（我们那里管割麦子割豆子统称）做不到“左右开弓”。老职工管人傻没心眼叫“傻狍子”，我干活猛，他们有可能说我“卷”，叫我“傻狍子”。管不了那多了，好好干活争取光荣才是王道。

    生活就是这样，要么忘记，要么努力。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漫天的浮云。我用闲适淡然面对余生（琼瑶）。岁月清浅，光阴似箭，年轻的知青转眼到了古稀之年，我们的故事，写在无常的四季，我们的青春刻在手里的老茧。花开花落，叶绿叶黄，心碎时企盼朝阳，雨雪里伴着忧伤。

    努力劳动献出的是一片丹心，只期许光明的前方。我不得不承认，在黑龙江我曾经绽放过生命。惊奇的是，我的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居然长好了，阜外医院的医生说这是百分之一的几率，相信“吉人天相”，“你若有心，好运自来”。“天道无情，常与善人”，感谢上天的眷顾。

    不能忤逆领导“你想不想进步了？”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那些基层干部、领导一定是善意，想让我们在农村“大有作为”。青春韶华“以梦为马”，“为国分忧，无私奉献”。

    我在北大荒的两年，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革命加拼命”的两年，争五好战士，创四好班级，我就像穿上红舞鞋，干劲拉满。1971年“9·XX事件”后，一切出现了反转。我听回京的同学说，她们连队支撑知青的精神垮了，“精神原子弹”成了哑炮、“臭子儿”。“争五好、创四好”成了鬼扯。夏收季节，眼看要下雨，麦子堆在地里，没人去收，指导员带着哭腔，说要给大家下跪，只要去收麦子。

    “9·13 事件”后兵团的政治生态垮塌，成了塔西佗陷阱。“争五好，创四好”突然刹车，兵团的知青们一片茫然，思想教育出现真空。旧秩序被抛弃，新秩序还没建立。所谓政治挂帅轰然倒塌，思想政治工作意兴阑珊。没有精神支撑，行动倒塌一片。

    表哥、表姐与我同岁，也在北大荒下乡，回城后我们一起玩“拱猪”、打“百分”，传看世界名著、摆“龙门阵”。恢复高考后，表哥脱颖而出第一批考上了大学，还是数学系，直接惊艳到我。我们六九届的能考上大学数学系，这该多大才情！表哥“进一步门庭，添十分春色”，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几个名牌学府的教授，这是我们六九届的凤毛麟角。“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表哥也算“弯道超车”吧。

    前些时候，我请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写了条幅“彼岸”，听上去有些佛系。简单理解就是因为有了“彼岸”、有了向往，才有了“抵达”、有了力量

    “思想麻木了就没有痛苦”。“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龙应台）。 苦难也许是我们人生的修行，使得我们更深刻，更真诚。“生命里在那时充满怨怼曲折，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滋养”。十年浩劫是我们人生的“负资产”，一生能有几个十年？

    我不赞成说“青春无悔”，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何谈无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故乡的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回家路的跋涉，知青们走了几年十几年，“路漫漫野茫茫，望秋水回故乡”。

    回到故乡，我们有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气概。不知道是否因我回家逾期，潘朵拉魔盒打开了，之后26连又有人陆续离队，经其它地方辗转返乡，回乡潮暗流涌动。文革以后，知青陆续返城，历尽的艰辛像“出埃及记”，奔向的迦南自己的故乡，故乡才是上天应许之地”。

    我们农工班一般都是外出干活，春夏季通常是除草（我们那嘎哒叫铲地）、收割。冬季，我尽量争取去野外干活，因为可以吃馒头。

    说起吃窝头，我一辈都不想吃那个东西了，我们现在有什么粗粮细做，掺什么豆面，只要有别的可吃，我碰都不碰，看见窝头形状我都反胃。后来回北京，妹妹住在工厂，偶然回家就让阿姨蒸窝头，说家里的窝头比他们工厂的好吃。我心生怨气，顾及妹妹不经常回家，想吃的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不吃算了。

    我们那时信仰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映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只有几句口号，语录歌什么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天寒地冻，坚持一下；干活劳累，坚持一下；吃窝头冻菜难以下咽，坚持一下，宗教无非如此。在坚持中麻木，反应迟钝。现在跟年轻人说这些，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五十多年前，短短的两年零几天，记忆忽近忽远影影绰绰，“半梦半醒半陶醉，半冷半暖半苍生”。也许重回“故里”太过庄严神圣，我还没有准备好。北大荒下乡的两年多的时光，刻骨铭心、一生难忘，但又不想故地重游，说不清什么羁绊了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

    连队里，北京、上海、温州、天津等地当年的知青，在黑龙江与各地间来回跑了几回，我都没想到回去。是缺少情结吗？我不确定。在那里，记忆着我美好和骄傲，也记忆着我的沉重与苍凉。劳作、隐忍，青春是火红的花，她用眼泪与汗水浸泡过，开在黑土地的田头地垄。我的荒友，你们可还有“愿你闯荡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情怀？

    “曲终人散皆是梦，繁花落去一场空”。北大荒于我，是第二个故乡，或苦或乐，是一个深刻的记忆，爱恨情仇在岁月冲刷下，渐行渐远、时隐时现。

    我的连队朋友们回去黑土地“省亲”，给我带来录制的DVD，老连长一句“我对不起你们啊！”让我泪流满面。一个经常对我们凶巴巴的复转军人，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全须全尾”地送回故乡，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对得起”吗？DVD里1969年我去过的团部医院，样貌依然，在改开的春天里显得老旧、凋敝、年久失修。连队的变化也不大，那时，改开春风还未吹到北大荒，我心酸，凄凄惶惶怅然若失。

    五十多年过去了，念兹在兹，我写下这段文字，以志纪念。“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歌曲《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剪不断理还乱”，“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是回不去北大荒的乡愁。

    多少年前，老三届在网上呼风唤雨，喊得震天价响，我们六九届就像个“倒霉蛋儿”，被社会漠视、边缘化了。我二姐年长我一岁，六八届的，那届有部分留城，她分到工厂了；我妹妹年幼我一岁，七零届留城的更多。我夹在姐妹之间成了“幸运儿”。

   我宿命，命该如此，并不十分沮丧，而且还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气拔山河。我去下乡，换了姐妹们留城，这是一种使命般的光荣，这是本能，并无矫情。

    北大荒给了我克服困难的韧性，水来土掩、见招拆招，“曾经沧海难为水”，千难万难也难不过我在北大荒的艰辛。如今我“孤独求败”，那是因为我生命中巨大的惊叹号。“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个人来说就是一生（龙应台）。”我们六九届以她的沉默、隐忍、包容、博大被上山下乡运动一网打尽，“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我们六九届的情怀。

    童心合唱团请著名指挥家吴灵芬老师指挥歌曲《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吴老师问大家要唱出什么情绪，有说悲伤的，有说哀怨的，她出人意料地说，要唱出哭天抢地来，“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高高的白桦林，有我的青春在流浪，高高的白桦林，有我的青春在流淌。”作曲家瞿希贤的女儿曾在北大荒下乡，她对歌曲的理解，就是要唱出哭天抢地，这也是我们大荒人共同的感受。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十几年的运动悄然无声地灰飞烟灭，我尽量不想将短文写成满腹牢骚、怨天尤人，五十多年岁月的沙漏，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我们选择心平气和地“与往日干杯”。我以为自己会放下那些年轻的峥嵘岁月，“光阴却没有替我轻描淡写”。当我手下嗫嚅蹒跚着文字，眼里有时盈满泪水，唯望曾经的那一切不要再发生。

    我离开北大荒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一切幻灭了，我坚定地离开，“心念一转，世界从此不同”。我的二叔在军队，这是构成我去向的偶然性。在穷乡僻壤不会有出路，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认知坚定了我。

    你信宿命吗？我信。比我大一岁和小一岁的姐妹都留城了，我们六九届全部下乡；1971年和1973年想参军的，都光荣入伍了，我赶着1972年，那年因“9·13事件”没招兵；好不容易回京，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如考外语专业，我就考上大学了，可惜父亲希望我考新闻专业，我不得不拼力补习数学，4分之差落榜了。没考上大学是我内心的重创、人生的硬伤、劫数，无法破解的符咒，求学的大限，让我抱憾终生。

    结婚生子我有了稳定的家庭，孩儿他爸又人间蒸发了。吃苦攒下的生活本钱，不会过期作废。有一段当知青的经历，我会发现自己具有较强的克服困难的能力。即使我儿子的父亲离开我们，儿子健康情况不好，我必须又当爹又当娘。寒冬腊月，我下了班骑自行车从东城冲到西城的医院，在那里还有几个男病人的大病房陪孩子吃晚饭，陪陪他，然后顶着凛冽寒风骑车到东三环的家里。

    孩子手术后留观，见他睡了，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就到他病房的床上睡一会。次日清晨我去看孩子，发现过道门锁了，还好上面的窗子玻璃坏了，我摘下碎玻璃，从窗子钻了出去。我不知道自己会这么有本事，简直是“狗急跳墙”。北大荒没教给我钻窗户的本领，但教给我克服困难，抗打击、抗压和“人定胜天”的修为。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引，只有为母的责任和孤注一掷。

    北大荒，想起你让我沉重，心里充塞着五味杂陈，满眼苍桑满心的凄惶“你为繁星，我为落花”“金戈铁马，水月镜花，那缕缥缈的青烟，点缀着你我的童话”。“除却巫山不是云”，有北大荒的艰难困苦垫底，“孤独求败”，再没有艰苦威胁到我。北大荒让我坚强、让我成长，勇敢、耐劳、无畏、抗压，给我坚强的意志，强壮的体魄和解决困难的能力。

    更意外的是，我的房间隔缺损心脏病不治自愈了，医生说得这病痊愈率只有百分之一，让我得到生命中特殊的赠与。“无心插柳柳成荫”下乡并不是一无所得。“卖惨”“摆烂”不能博眼球。知青不仅仅是个符号，自我悲悯有时有积极的意义。终究“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知识贫瘠和平凡，与命运和解。

    郭路生写《相信未来》时，我们已在北大荒了，不知是否“量子纠缠”，他的期待、憧憬，为我们表白。我从东北探家后毅然滞留故乡，我“相信未来”，绝不回头。

    人说“受苦也是人生的财富”，我的正面理解是，北大荒有意无意成就了我修行之苦，我们为自己的付出背书。我们大多数知青，见过惊涛骇浪，河水奔腾又算什么？在以后的职场中，会折射出大荒人的优势：吃苦耐劳，人生丰满、厚重而抗压。

    我们知青每人有各不相同的“生死疲劳”， 面对以后生活再三带来的困苦，却是我们佛系的“如歌的行板”，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快意人生。在天高地阔的北大荒，我们有了不同寻常的眼界和情怀，认知重新定义了，她影响了你的今后，甚至一生。

    如果说我今天活得幸福、从容、快乐，健康，这里一定有北大荒对我心灵的滋养，“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2023年北京冬季遭遇极端天气，当我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啜着咖啡、听着音乐，心里依然会澎湃着北大荒的寒风凛冽。

    回不回去，北大荒就在那里，在我记忆里，在我心底里。时光流转，“既离开何重逢”，当我回忆在北大荒的过往，我想到的是：人生如歌。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答案在风中飘……”（鲍勃·迪伦）

       2024年1月

路过名山

    刘靖的《回不去的北大荒》初稿写成后，曾在第一时间转发于我，嘱我帮忙校对一下。阅读之后感触很深，给她回了千余字的 读后感想，现转发于此，和大家共同探讨。

《回不去的北大荒》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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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你的“回不去的北大荒”文稿已经四天了，在我固定的读书时间--每晚睡觉前，这几天都是这篇文稿陪我度过，直至入眠。第一感即是你这篇文稿和你以前几篇回忆大荒文章大相径庭，你过去的大荒文章纯属回忆性质，如“与死亡擦肩的一件往事”、“我的五好战士奖状”、“丁连长的故事”等等，和当年轰动兵团的“北大荒风云录”一样 ，基本是对大荒生活的回顾。所以一直对你的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定位莫衷一是。我比较讨厌荒友之间持“有悔”和“无悔”两种对立观点的人相互都是对牛弹琴的辨论，而在你这篇文稿中，我欣喜地看到了你对上山下乡公正的解读，秉笔直书，直抒胸臆，且跳出了个人及六九届这个小范围，站在历史、时代的相对高度，写出留给后人“以史为鉴”的醒世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你这篇文章最为精华之处，也是你作为一滴海水不想让大海变得沉默的振聋发聩之举。有人做过统计，54万北大荒知青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在精神亢奋地唱着无悔之歌，像天坛知青角，某些知青网站，佳木斯知青广场皆属此类。你的文稿中把“九· 一三”定位为造神运动的坍塌，我看这个日子基本上也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奇怪的是知青中某些有幸参军和选上工农兵大学生的人歌颂上山下乡情有可原，而一些下岗失业在底层掙扎了一辈子的知青也对那段岁月恋恋不舍，像极了电影“ 一九八四”中大洋国被洗脑的群氓。这些人不仅“只是当时已惘然”，直到现在还是一片“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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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异于你的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在你的笔下用英文字母替代的那些人我很容易就辨识出这是哪一位，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十分娴熟，阅读时随着时光交替跟你游走在你不同的生活节点。虽然当年的那些往事都是为你鞭挞上山下乡和WG做的铺垫，但读起来并不枯燥而引人入胜，连续几天做梦都是回到了那个“三面原始森林怀抱的连队”。如今，那泯灭人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蹉跎岁月虽然远去，但历史时有反复，虽然地球不会倒转，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但我这多灾多难的祖国谁能保证不走回头路呢！前几天看到电视剧“繁花”颁奖现场画面，九十高龄的游本昌说了一句座右铭“用文艺化导人心”，满座大咖掌声雷动。我就以游老这“用文艺化导人心”为上联，把你的文章概括为“秉史实诠释正道”作下联以对，倒也贴切。上山下乡可以回忆，但绝不可纪念，更不能重蹈覆辙。“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言犹在耳，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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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时代落在自己身上的那粒灰尘清洗干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觉得你做到了。就凭这个，也向你敬一个穿着黄棉袄的兵团战士的礼吧！
                                       202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