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1）楚辞

王国荣 · 发表于 2022-11-6 15:40:59

本帖最后由王国荣于 2022-11-22 10:31 编辑

读书笔记（1） 楚辞

董楚平先生在其译著的《楚辞》中说：如果把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比作一条长江大河，那么三百零五篇的《诗经》就是它的上游，源头。它们或如原始森林里幽咽的溪流，或如巉岩削壁间哗笑的瀑泉，那么鲜灵活跳，晶莹可爱，而且千汇百转，兼收并蓄，为下一段的浩浩洪流积蓄必要的水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春鸟啼晨，唤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春天。就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这个灿烂的时代，诗歌之河，如黄河闯开龙门，长江冲出三峡，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汇集了当地大量的水脉，顿时出现了烟波万里的新气象，开创了与中华民族相称的新气派。中国诗歌长河的这一段因出现在楚国的原野上，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名为“楚辞”。

文学史上一些特别灿烂的时代，往往由一两个杰出的作家开辟出来，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整个文学时代的风貌。他们的名字也就成为那个文学时代的代称。

“楚辞”这个名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屈原开创的、战国后期在楚国流行的一种新诗体；二是指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它既是诗体的名称，又时诗集的名称。不管就哪种意义说，屈原都是它的主要代表。“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关于楚辞的特点，郭竹平先生在其注译的《楚辞》中有如下表述：

首先，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佝思《东观余论. 校定楚词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些”“只”的运用，及其句中不同位置，在诗的结构变换和表情达意上，不仅具有一定作用，而且成为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和语句舒缓之美，取一唱三叹的效果，故能反复地，一次又一次地，步步加深、步步加强地叩动读者的心弦，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主题或情感，从而感染读者，并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其次，在形式上，它打破四言格律，利用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随思想而变化，循感情而增删，工整与灵活相配，得伸缩自如之妙，为后世词之先河开了个好头。它的结构篇幅较大，感情奔放、想象丰富、多彩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堪为中国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绚丽的花，是文学宝库中的珍宝。

它不仅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学体系。它的光彩像晴空的丽日一样，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放射着绚丽夺目的光焰，照耀着从周末到汉初的诗坛。风靡一时，衣被百世，成一代之文学。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巫术宗教，饱含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故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再次，便是屈原的诗篇中表达了对祖国无比浓厚的感情。他悲痛地太息掩涕，哀民生之多艰，九死未悔，爱国之心执著可鉴。而其爱国是与人民相通的，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流恋兰蕙、沉吟贤能，写花图貌，随物婉转；喈喈喓喓，与心成韵。

楚辞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尤其是屈原的作品，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先河，至今还是光辉的典范。

首先，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伟大艺术传统。

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于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乃朴素的自发阶段。而这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威力，则集中表现在屈原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上。这个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纯洁、高大、完美，可“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已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之上。屈原把最丰富生动的神话想象，与最深沉理智的个体人格完美地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屈原把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它人神杂处，廖廓荒忽，美人香䓍，望舒飞廉，巫咸夕降，羲和弭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境界奇民迷离，场面雄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在这个世界中，蕴藏着巫术的观念，神秘的象征，深沉的喻意，色彩艳丽浓烈，形象奇特瑰伟。它们犹如矫健的神龙在云海中所显露的一鳞一爪，犹如划破长空往来倏忽的流星的飞光耀彩一样，给予我们的美感，给予我们的艺术享受，是深刻而隽永的。

其次，比兴手法的运用。比，就是比喻或比拟。“取此类以言之”（东汉郑玄）。兴，“夫观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刘勰）。“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贾岛）。屈原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他运用比兴来反映现实矛盾，抒发内心感情，以达含蓄和深入之目的。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结，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他巧妙运用比兴手法，使这些政治情感与想象结合起来，把主观感情客观化，这是形象思维的重要手段，可以变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产生强烈艺术感染力。具体来说，诗不直接说“美政”，而以芷兰蕙代之。刘勰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辟谗邪，比兴之义也。”其比兴不仅表现在对某些个别事物的比喻上，而往往是在于它集合了许多事物和运用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在诗人形象思维活动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他所用的比兴形象是与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全而为一的，是经过“静默观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鲁迅）。

再次，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纯熟的艺术技巧在屈原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抒情和说理的结合，感情的表达和环境的描写融为一体，内心独白和虚设的主客问答相结合，绘声绘色的夸张和一唱三叹的叠词叠句叠章相结合；在语言上，把华美与质朴的语句交织在一起，形成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运用积极的修辞手法，锤炼对偶句，双声叠韵美化诗句；在结构上，并列宏篇巨制，波澜壮阔的长诗，为后代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董楚平先生提到，据司马迁说，继屈原之后，楚国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宋玉。《汉书.艺文志》说宋玉有赋十六篇，今本《楚辞》里只收了一篇《九辩》。《艺文志》说唐勒有赋四篇，早已亡佚。《艺文志》没有说起景差的作品，今本《楚辞》里的大招，王逸说“或曰景差”所作。

屈原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是单篇流传，最早给楚辞作品作注解的是梁武帝时候的淮南王刘安，他只注解了一篇《离骚》，叫《离骚传》。《离骚传》今已亡佚，但它的一些片断还保留在《史记.屈原列传》与班固的《离骚序》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据《后汉书 . 文苑传》记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东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到侍中。他在《楚辞章句》里自称“校书郎臣”，则其书当在作校书郎时撰成。据王逸说《楚辞》一书是西汉大学者刘向编定，共十六卷。王逸作注时，加上一篇自己写的《九思》，共十七卷。宋人洪兴祖给这个本子作了补注。

楚辞不同于《诗经》，《诗经》就是三百零五篇，楚辞的篇数却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一直收到宋代的辞赋作品。以后各种《楚辞》注本篇数也不一致，有的只收到《大招》为止，把汉人的作品全部删掉。作为一个时代的某一文体的结集，在时间上应该有个界限。否则将漫无边际，容易引起混乱。一般研究楚辞，都以战国时期楚国的作品为对象。

关于《楚辞》中的《离骚》和《九歌》。

董楚平先生说：“《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诗史上最辉煌的长篇巨构。如果以单篇作品进行比较，《离骚》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无可匹敌的。三千年的诗史拥有无数杰作佳篇，但找不到第二个作品，像《离骚》那样被人们看作整整一个文学时期的代表。人们通常以“风”“骚”分别代表先秦文学的两个发展阶段，“风”是以《国风》为代表的《诗经》，“骚”即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离骚》收集在《楚辞》里，楚辞那样的文休，就被人们称为骚体。有些古人甚至直称《楚辞》这部诗集为《离骚》。过去有文学气质的人，能吟诗作赋的人，被称为“骚人”。有时候“风骚”连文，成为艺术文采的代名词，例如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咏雪》词里，就有“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之句。一首诗，能够在文学史上，在生活中获得这样广泛的共名，在我国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这说明《离骚》是文学史上典型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郭竹平先生说：“《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最宏伟、最壮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它代表了楚辞的艺术成就，在我国诗歌史上立下了丰碑，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屈原用他的理想、热情、痛苦，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诗。《离骚》是屈原思想最深刻的写照。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提出‘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追’的革新主张，以及源于他对祖国浓厚的爱恋之情，都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整个诗篇迸发出异常绚烂的思想光辉，塑造了一个追求理想、坚持理想、献身理想的最完美的主人公形象。其篇幅长，文采美，联想丰富，气势宏伟，感情强烈，在浩如烟海的古诗中难以找出与之相媲美的诗作。”

“九歌”之名，来源甚古。《左传》《离骚》《天问》《山海经》都提到它，都说它是夏代的乐章，是夏后启从天上带来的。这些说法当然都是神话，“九歌”也只是神话中的乐曲名称，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楚辞 . 九歌》则是一部用于祭祀的歌词、组诗。

《九歌》共十一篇，前九篇祀神，第十篇《国殇》祭鬼，第十一篇是尾声。祀神的九篇，以《东皇太一》所祀之神最为尊贵，而列为首篇。这样看来，《九歌》是颇有组织的，它可能是用于大规模祭祀典礼的完整乐章。祭神歌舞是古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楚国巫风极盛，王逸《章句》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词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九歌》有浓厚的民歌色彩，但比一般民歌华丽典雅，而且各篇风格相近，浑然一体，显然经过大手笔的统一润色；《九歌》里有不少常用词语也见于《离骚》等屈原作品。这些迹象说明屈原确是《九歌》的作者，但对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神歌辞，屈原必定有所因袭，因袭与创作的成分各占多少，很难确说，各篇的情况也不会一致。

《九歌》虽是祭祀用的乐章，但其主要内容却是恋歌。古代的祀神祭节，也正是青年男女欢会游乐，采兰赠芍的大好时机，以恋歌作祭词是很自然的事。祭神的目的是为获得神的“福助”，其手段是娱神、悦神。以恋歌娱神，在现代人看来似不严肃，在古代却是觉现象。《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河伯娶妇，即其一例。以爱国为主题的祀神祭典，却以爱情为主要内容，这好比《招魂》、《大招》以救灾为主题，却以渲染上层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为重要内容一样，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评议。

《九歌》的主要作品是《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国殇》等，它们艺术完美，对后来二千多年的文学艺术有深刻的影响。

我读小学时，知道了过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的习俗与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有关，记住了屈原的名字。读初中时，听历史老师讲鲁迅先生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知道了《离骚》是屈原创作的伟大诗篇。下乡十年返城后，在夜大学课堂上第一次听老师讲授《楚辞》，已三十多岁了，从此便喜欢上了《楚辞》。在我的书橱里，关于《楚辞》的书籍，除了学校教材外，还有了蒋天枢先生的《楚辞校译》（上海古籍出出版社）、雷庆翼先生的《楚辞正解》（学林出版社）、郭竹平先生注译的《楚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董楚平先生译注的《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