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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三的家长更悲剧
石予民
看了冷寿中先生的《“老高三”的悲剧人生》（《国际日报》第554期《南加知青》），深有同感。（编者注：冷寿中《“老高三”的悲剧人生》一文载本公众号2022年5月16日第296期。） 在冷先生的标题之后，我想跟这么一句：他们的家长更悲剧。我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龃齬。
家父是工人出道的技术员，对简单的机械制图比较内行，写得一手好钢笔字。解放后不久，他考进了上海一所大学的附属工厂，任了多年的技术员。对于大学这个目标，父母对我们兄妹三人的期待可想而知了。 父亲八十多岁时写下的电话号码单，字迹工整，字如其人
也算没有辜负二老，度过平淡无忧的小学、初中后，我高中考进了上海的市重点复旦附中。高中三年，每当新学年开始，要一次性缴纳四十元左右的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下半个学期交费稍微少一点，住宿费一年一交。文革前上海中小学的学费恐怕是全国最高的，小学每学期六元，初中十二元，高中十六元。那时每家三四个孩子很平常，新学年、新学期家庭开销膨胀。记得当时企事业单位的工会普遍设立了互助金，平时每人五元十元地往里存，孩子开学、家庭遇到困难，需要花大钱了，向互助金申请借款。家父月薪近百元，他一人要负担全家六口的生活，平时不可能有积蓄，能维持就不错了，关键时候还是要借钱。我们兄妹三人开学需要交费，只能靠借了。
我家的“全家福”（摄于1965年）前排中是我祖母，后排（右起）母亲、父亲、我，前排左妹妹、右弟弟
就是在父母含辛茹苦的供养下，我读到了高三，就要毕业了，临近高考，近到只有一个多月。鲤鱼即将跳龙门，儿女即将成龙成凤，眼看就要考大学了。在重点高中就读的我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踏上大学的门槛。我们中学的教导主任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首先宣布的就是当年高考升学的录取率。我就读的中学升学率年年在百分之九十几。八个班，不到四百个学生，每年高考落榜的不足十人。正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之时，晴天霹雳，亘古未有：所有学校停课，高考“暂停”！两代人的希望顿时灰飞烟灭，希望变成了梦魇，愿景变成了泡沫。众学子响应号召，闻风而动，放下书本，走出课堂，拿起笔，做dao qiang，激情四射地投身革命风暴。我刷过“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把奇字丑化成另一个贬义字。而父母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只有在自己步入中年、老年时段，才越来越能体验到。
“文革”中步行串联，我们同班同学四人途经数省，风尘仆仆，1967年初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留影。左起：沈琪、我、魏孟勋、黎书桦。如今沈、黎二人已经病故
对“老高三”来说，最让父母失望、打击最大的就是：儿女的、也许更是父母的大学梦瞬间被击碎了！他们的心里更苦、更憋屈、更煎熬。面对革命狂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要强装笑颜，违心地支持我们参与浩劫和随后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夏上海动员上山下乡时，家父还在隔离中。学校老师不知怎么得知我宁愿去北大荒也不去崇明岛的想法，上门动员我去黑龙江兵团。母亲是家庭妇女，不会说话，又有父亲受审查的压力。我出于证明家父历史清楚的动机，有点赌气，因为那年黑龙江兵团强调政审，出身不好成分高、父母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兵团不收。我和母亲答应了老师，同意去黑龙江兵团。舍妹六七届初中，和我同一年分配，分到了上海工厂。小弟六九届初中，“一片红”去了黑河插队，那年他才十七岁。
家长“积极”支持子女下乡，送别的站台上，多少家长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强忍着泪水，只能在列车走远后，任凭老泪纵横。我到了北大荒后收到的第一封同学来信，就是这样向我详细描绘了我母亲送我时的神态。同学出于宽慰的动机，赞扬我母亲坚强，在儿子面前不流泪，只是在列车走远后才哭泣。少年不识愁滋味，看了这封信，我心里只是难受了一会儿。四十七年后，我才得知，我们中学去北大荒的十人中，还有一位和我是完全一样的动机！
1968年9月赴黑龙江兵团，在上海火车站我（中排右4）与送行的母亲（中排右5）、妹妹（中排右6）、弟弟（中排右3）及小学、高中同学合影
当时如果不响应号召，不服从分配，赖在上海，街道居委会、里弄小组的大妈恨不得天天到家里来动员，弄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家长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多年以后，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对那些大妈的意见仍然难以消除。
家长操心孩子的事，那是天性，是人性。有的家长带点小礼物，还不能让人看见，无非是高级糖果、烟酒之类能装在拎包里的东西，装篮子的水果那就暴露了。下班后基本是晚上到老师宿舍说项，申诉自己的孩子体质差，有这个病那个病，家里有具体困难，自己身体多病，需要子女照顾，目的就是央求老师关照，别让自己的孩子下乡、去外地，留在上海，留在身边。 我们老高三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饶恕的过失，那就是在取消高考、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上，从未或很少与父母进行过沟通。诚然，在那荒诞的岁月，这种沟通一不小心，是会引火烧身、招致灾祸的。父母更是担心子女祸从口出，不可能当着子女流露半点不满和抱怨。他们毕竟经过了多次运动的历练，三缄其口，话不由衷，隐忍不发都是可能而无奈的“选项”。而我们大多尚未成年，少不更事，“正统”思想控制着我们的大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的想法。记得升初中的1960年，拿到报名表格，第一次填写“家庭出身”、“家长政治面貌”，问家父怎么填，他告诉我家庭出身工人，父母政治面貌群众，我听了心里有点遗憾，父亲怎么不是党员呢，在单位干得不是挺出色的吗？好像还是大学工会的什么委员呢。上高中后，我以出身工人家庭为荣。没曾想，有天班主任找我谈话，告诉我，你家庭出身工人没错，但你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兵工厂工作。简洁明了，点到为止，这是在敲打我呢。这真不啻兜头凉水，简直是当头棒喝，以后再也不敢显摆红五类的光环了。文革中父亲受冲击被隔离，罪名正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由此记起在我小学阶段，曾经不止一次见到父亲写“自传”，原来那是在“交代”历史问题。恢复高考上大学过了一段时间，学校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通知我，我个人档案里关于家父的不实之词全部撤除。原来家父解放前曾在南京某兵工厂工作，工厂老板是国军将领的夫人，家父作为技术人员，厂子为外出联系业务方便，就授给父亲一个少尉虚衔。我还遗憾他不是党员呢，真是异想天开！但即便是群众，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发给他《联共（布）党史》、《斯大林选集》等政治学习材料。这一历史瑕疵让家父谨言慎行、与世无争一辈子。连我得知父亲的历史问题后都老实了许多，更别说作为当事人的父亲了，他得背负多大的精神压力。
我的父亲和母亲
记得刚下乡不久，连队的北京、上海和哈尔滨知青围绕家庭出身随父亲还是随祖父展开了自发的激烈辩论。辩论中，我说，如果我爷爷是地主，而我父亲十六岁就进城学徒了，我没见过爷爷，难道我的家庭出身要随他？我是父亲生育供养长大的，当然应该随父亲。但当地就是固守老规矩，家庭出身随祖父。我那句“如果”害了自己。评兵团战士时，我没评上。问连队领导，回答你家庭出身地主，不符合条件。我马上写信问父亲，他大吃一惊，说我们家什么时候出了地主，从来都填下中农。为此我背了很长一段时间思想包袱，后来不明不白地让我当了文书。估计是发了外调信，黑不提白不提了。这是和父亲历史问题类似的遭遇。父母带着一肚子无法对儿女言表的话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人世。和家长之间沟通交流的缺失空白，成为老高三乃至所有知青的终身遗憾。两代人有过相同的经历，当然前辈的社会生存环境更为逼仄，性质是相似的，这就应了杜牧《阿房宫赋》的千古绝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现实中，我接触过各种类型的知青家长。返城到北京以后，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他母亲。据朋友介绍，他母亲是上海里弄最基层的“干部”。当老人家得知我和她儿子一样，也去了北大荒，口中喃喃念叨：“那个时候我们很积极的。”（她说上海话：“噎个辰光阿拉老积极搁噢。”）我感到不知所云，无以言对。但老人家的言谈举止反映出她有文化有修养，绝非市井俗人。下乡后回上海探亲，到知青战友家串门，向家长老太太介绍黑龙江兵团生活条件蛮好的，住的瓦房，有热炕，顿顿白面馒头，食油比城里多得多，经常能吃上鱼肉，意思是请她老人家放心。没想到老太太听了，没好气地数落道：“好个屁！再好，能有上海好啊。”我同样无言以对。是啊，全国哪有上海好啊。这位老人小时候从苏北逃荒到上海，在纱厂做过童工，就是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标准的产业工人，解放后响当当的领导阶级，实话实说，直言不讳。她肯定能对自己下乡的孩子说真话，这样的知青是幸运幸福的。大多数家长做不到也不敢那么说。
2019年10月在上海，“老高三”同学合影。左起：冯继根、我、魏孟勋、孙光祥、叶贵勋。五十多年前，我跟魏孟勋曾经一起走过“长征路”
自己成家有了孩子尤其是人到中年老年，想起父母一辈子的坎坷艰辛，将心比心地想象他们对下乡子女的牵肠挂肚，不觉悲从中来。我们轻飘飘一句话，我想要什么了，北大荒买不到，父亲马上骑车颠颠儿地四处踅摸。最多的是家父定期邮寄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几乎一集不拉。其实在上海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唾手可得的。母亲就埋怨过我，你一封信，你爸骑着车，得跑多少次多少地方！ 不敢设想，如果现在再搞一次停课停招，再搞一次上山下乡运动，群众会有什么反应,家长非疯了反了不可。所以没人敢重蹈覆辙，希望那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原载2022年5月31日 《南加知青》第3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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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31 22:42:04
发表于 2022-6-2 10: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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