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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易也 李燕臣
司马迁评论圣贤之作十分感慨，言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首句所指西伯即周文王姬昌被拘禁期间推演《周易》，从而使周易论述系统化，成为传承中华文脉之经典《易经》。其洋洋洒洒六四卦爻辞、只言两个字“变通”！易也、求变；世间万物尽在变化中求存，通则变、化为求新。 医者易也；医者意也；医者艺也 。第一层之“易”、明晰中医理论源于《周易》，阐述中国医学内涵哲理、此“易”有贯通之意；第二层之“意”、谈论医家的悟性、倡导变通施治的灵活性，其“意”来自于灵感；第三层之“艺”、尊崇中医学科为艺术门类，以儒学认知理念升华为医术，推崇其再造今生的精神，展示其救死扶伤的风采，宣泄出的是爱。在“妙手回春”的启迪下融入传统余脉，与琴、棋、书、画、武、释、道、儒、融会贯通。 “三意”也称“三绝”合为精神气，易求于精，其精为精于变通；神之妙悟性高远，药到病除；气乃五运六气，应天时大气磅礴、随人体、言内外，百病寻因。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为我所用。上至《黄帝内经》乃至神农尝百草，完整叙述中医、中药传承至今的精髓。更能体现中医的精妙之处是针灸，数千载医家实践证明针灸所获奇效不容小觑，最终留下一句名言“针砭时弊”，领略格局之外之所幸？ 记得1970入秋时节，那时我在十连任卫生员，当时农村缺医少药，一根银针的作用突显神奇。那时每天午后四点多钟、渔工们收工上坡就医，都是踩着点来。卫生室内只有一张床人满为患，就排起了长队；还是连长想的周全，连部值班室内还有两张床，也派上用场，行针的时间缩短后变为十分钟，大约在晚饭前后，所有来人都能就医完毕。用针灸除去腰腿疼已有数千载传承，其著名论述记录于中医经典《灵枢经》内，详实论证人体内十二经络的走向，完善其内涵的人、是东汉末年的名医黄埔谧、他编撰的《针灸甲乙经》，详实著述人体内十二经络所含穴位。时至北宋年间针灸铜人问世，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尚药局御医、针灸专家王惟一主持教学铜人模型制作完成。共计两位裸体铜人，长短高矮与真人相仿，其体内装配五脏六腑，与真人生理结构相同，四肢及内脏均可拼拆。外表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位（详实记录于他的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图谱之内），并用金字标明穴位名称。奉宋仁宗旨意，一位铜人置于宫中供鉴赏；另一位送抵医官院、供针灸教学示范之用。 以铜人揭示人体前世今生的内在结构始于北宋年间，表明官方认同下的解剖学已步入官学范畴。继往开来的针灸学理念以升华至余脉，在十二经络经典论述下派生出奇经八脉，源于经文对“其支者”的论述，指出每条经络均有相关余脉。 明代杨继洲(济时)所撰《针灸大成》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问世，作为一部针灸专著集思广益，简称《玄机秘要》，参考明以前20余种针灸学著作，并以针灸临床经验编成此书。卷首载有人体仰、伏图，可纵观周身总穴。卷二刊有周身经穴赋、百症赋及标幽赋等与解剖学相关的直观道白。儒学教化下的身体发肤、受于父母的传统理念，首先在医学进化的进程中昭然若揭。 其实解剖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50年），即已进入医者的视线，中国现存第一部医学经典《内经》中记载，“若夫八尺之上，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尸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皆有大数”。 《针灸大成》卷三为五运、六气歌、百穴法歌等，以二十篇歌赋及针灸问答方式解析针灸与四时相关的诸多问题；卷四、详注人体尺寸图、背俞、腹部穴位歌、中指取寸、九针论、针法补泻以及针灸禁忌等论述；卷五为井荥俞原经合穴、子午流注针法及灵龟八法等详实解析针灸源流诸说。 最初接触十二经络的理念是那本《灵枢经》，当时处于文革初期，学校成为红卫兵造反派的天下，已成为无缘求学的领地。开始自学中医引领入门的启蒙老师就是范有生先生，他列出了书单，《内经》、《难经》、《灵枢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专著，没有要求先读后读那本书的顺序；然而、节选出的篇章要求必须背诵、烂熟于心，时至今日无法忘怀的依然是当年要求背诵的十二经络原文，想来那是十二、三岁年龄段的记忆却终身难忘，当真正领悟其内涵时，已是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就每段经文之中都有其支者的论述，不过相关余脉而已，但由支脉引来的命题，却解决了许多与疑难杂症的相关难题，悟出经络原初的内涵，也许就是岁月磨砺出的真知。 为什么说、医者易也？《易经》被誉为中华经首、道本之源；其含盖之广博，纲纪群伦。中华文脉源头之易、涉猎之广包括哲学、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门类，也是儒、道两家认同的经典。 以《周易》贯穿旗下的诸多论述即为诸子百家之说；先秦之《易经》并非只言八卦，所谓易有三易之说，即一曰《连山易》、二曰《归藏易》、三曰《周易》。据说《连山易》、《归藏易》毁于“焚书坑儒”，硕果仅存只有《周易》。 《易经》论述人体所言之详，见于《黄帝内经》，问曰：“何以肩疼却不治肩而治腿？” 答曰：“二肩居巽兑，二足居震艮，山泽通气，雷风相射，互为阴阳。”黄帝内经所云：“上病下医，下病上医，左病右治，右病左治，以阴调阳，以阳调阴，此之谓也。” 问曰：“何以胆经入针？” 答曰：“震巽为肝胆，肝助气血，胆经入针，放出滞血，疏通肝气，推陈出新，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医者意也”是医学需要用心来领会，所以先学周易，意会其八卦内涵，再看内经，或许《后汉书•方术传》所言更为深刻：“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意用巧。” 《易经》蕴涵着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及和谐辨证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理论，奠定中医理论的根基。 《易经》以“卜筮”论述揭示出世间万物的内在规律，“卜筮”就是对事态发展与其内在相关诸多因素的变化进行预测，而《易经》总结了这些预测的变化规律。 《易经》认为天地万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发展之中，其阐述的规律被称为“道”。从而揭示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万物之属性。“易”之内涵，一是“变易”、二是“简易”、三是“不易”。变易，指变化之道，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简易，阴阳相对，囊括万物之理；有天就有地，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总体而言都是对立统一的存在形式。不易，世间事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其变有章可循，那就是规律；天地运行，四季轮换，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月盈初亏，日正及偏，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言轨迹求变化，也许就是规律。万事万物的发展皆有“定数”与“变数”，定数中含有变数，变数中又含有定数。 《连山》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哲理性很强的著作。《易经》分为三部，《连山》、《归藏》、《周易》，也就是说姬昌是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推演出《周易》，相比之为《周易》更为简易，秦汉时期广为流传，《连山》、《归藏》退出格局，至于遭焚、乃至失传，众说纷纭。 易有太极，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此乃易之所在也。此论是综合连山理念，彰显《易经》贯穿在中医理论之内的传承，无论定数还是变数其大局尽在变中以求不变。太极所示人体原初之象，可视为一个阴阳互动的整体，太极生二仪，人分男女、谓之阴阳，互生求其三才、可谓精神气，天分四象、人有四肢，五行生克，人有五脏，六合相辅，人有六腑，七窍之变、乃生七情，八法九宫之列，为连山之易贯穿其脉所求动静相宜，乃易之为“意”也，所求灵动变通之要，推论八法、乃中医“辩证施治”之宗旨。 “医者、易也”，所言医易相通，日月为易，象之阴阳，医之大道，本于阴阳互动。故医家认为；“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中医乃本土所生之法，其理论依据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所以其易本身，就是中华文脉之传统理念，脱离其本而言他，可谓笑谈？ 所言“医者、意也”，谓论医之第二层“意”，谈论医家的悟性、倡导变通施治的灵活性，其“意”来自于灵感；以此所示，才是医家正道；其“悟”乃出神入化之技，游离与动静之间，莫测高深！ “医者，意也”。出自《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其意所言，医生看病需要明察秋毫，才能动静相宜、药到病除。 “医者、意也”，是考量中医理论与实践能否到位的尺度，所以“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其“意”，就是精益求精、格物致知，匠心独具、传承创新。 历史进入宋辽金元时期，社会动荡、战乱四起、民不聊生，就在看似纷繁杂乱的社会动荡期间，中医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金元四大家学说崛起，开创近代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新纪元，为近现代中医学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时至金元后期，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称“新学肇兴”。此时由于长期战乱，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实践丰富了医家的临床经验，结合医理、推陈出新，从医者深入研究古代医学经典，以各自临床经验为基准自成一说，释其前人理论，逐渐形成不同流派；从而奠定金元四大家的社会基础。 金元四大家指金元时期（公元1115-1368年）出现在医学领域内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四位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代表四个不同的学派。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在治疗上多运用寒凉药物，因此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而正安。”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吐、下三法，世称“攻邪派。”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在治疗上长于温补脾胃，因而称之为“补土派”；其著名论述、撰有《脾胃论》。朱震亨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善用“滋阴降火”的法则，世称“养阴派”。 刘完素（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河北河间人，亦称刘河间，号称通玄处士。宋金医学流派之首，也是界内最早敢于创新并影响深远的医家；其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二卷《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和《宣明论方》十五卷。刘氏认为“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创造性地发挥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理论，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提倡“六气皆从火化”，治疗多用寒凉药，以“寒凉派”著称。提出“降心火、益肾水”治疗主旨，针对流行病的一套方法可谓经典；为后世温病学派给予很大启示，换言之面对今天所流行的大疫传播，与之应对的配方就出自于刘完素的医疗理念，大多配方源于先驱刘完素。 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号称戴人。也是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其代表作《儒门事亲》（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其善用攻法，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发展丰富了“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他很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导致病情加重的作用，应用“心理疗法”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对中医心理疗法有重大贡献。张氏师古而不泥古，提出“勿滞仲景纸上语”的观点，注重在临床实践方面传承古代方剂，开创学以致用的革新思想。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也是著名医家张元素的高徒，继承张氏脏腑辨证之长，区分外感与内伤的表象；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首创内伤归脾学说，其代表作《脾胃论》。他采取了一套以“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被医家认同为“补脾归土派”。在临床基础上开创不少著名方剂，如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丸）、调中益气汤等等为后世广泛应用。其著作多由其徒罗谦甫整理之后问世。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字彦修。浙江义乌人，世居丹溪，因以为号。幼年跟随许白云、读程朱理学，三十岁时、改仕儒为从医，拜名医罗知悌为师，对刘、张、李各派学术都作过认真研究，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学家。相比之下，他比前三位文笔好，其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他充分研究《内经》，以及各家学说关于“相火”的见解，创造性阐明“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提出著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临症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世称“滋阴派”。同时强调节制食欲、“色欲”的重要性；提出“百病皆因痰作祟”的观点。他的学说以临床经验丰富了《内径》，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在国外，日本于十五世纪曾成立过“丹溪学社”，精研他的学说；被日本后世尊为“医圣”。朱丹溪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以下几部：《格致余论》一卷，成书于公元1347年；《丹溪心法》，成书于公元1347年，全书共五卷，后附《丹溪翁传》；《金匮钩玄》成书于公元1358年，全书共三卷。末附《火宁君相、五志具有论》等医论六篇，被后世认为“戴原礼”所加；《医学发明》一卷；《局方发挥》一卷；另外、还著有《本草衍义补遗》一卷。《素问纠略》一卷。朱丹溪一生，其最大贡献在于继承《内经》之魂、发扬《内经》之灵。以毕生的经历鉴证了“医者意也”的精髓。 金元四大家崛起的时代背景尤为重要毋庸置疑，为何没有上榜称雄？的确张元素是金元时期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座下弟子李东垣、王海藏都是当时杰出的医家名流。 张元素堪称少年奇才，八岁入考童子举，二十七岁考举人，因其名冲撞了“庙讳”，直接落榜。从此、张元素放弃仕途从医；从古至今多人弃考从医？正如范文正公所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张元素的学术成就，可谓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如倡导中药性味归经理论，创造性发明“引经报使”的学说，进一步细化了中医方剂“君臣佐使”的论述。张元素的医学水平与金元四大家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内，准确考量张元素的医学水准，应该与孙思邈、王焘、钱乙等人比肩而立，属于一代宗师。 其实、历代名流学者的成名与其时代背景有关，其诸多文献论述与传播渠道有关，总结分析各种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跟对人、走对路？当今也如是。就说朱丹溪，他从师宋末元初著名医学家罗知悌，而罗又从师刘完素的弟子、荆山浮屠，最为关键他能触类旁通、张从正、李东垣的学术思想，将北方刘、张、李诸家学术传至江南，而罗知悌将他的毕生所学全部授予朱丹溪，他结合师承经验，加上他多年临床行医心得，成为元代最为知名的医学家。在元末明初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宋濂为朱丹溪的《格致余论》题词写道“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又指出朱丹溪的《格致余论》“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正因有如此论述，“金元四大家”之名号才广为流传。不可否认朱丹溪有宋濂推举、事半功倍。宋濂何许人也？他乃元末明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讲到这里不言而喻，当今也是如此？ 所以“金元四大家”的出处，出于官方认同、名流点评；宋濂为当时论坛持牛耳者、一字千金。至于学术实力远超前四位的张元素，为何名落孙山？不是什么机缘巧合，而是未被官方认同；当时宋濂的地位几乎代表了官方，他昔日无心插柳的题跋，却成为“金元四大家”的盖棺定论。 比如在东汉末年，张仲景、华佗、董奉三人，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但成为“医圣”的却只有张仲景。 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为建安三神医之首。张仲景、创造很多剂型，沿用至今；如《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等中成药，都是历经时间考量的有效方剂。他确立了六经辨证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的著作广为流传，时至今日在中国医学领域内其著作被认为是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的经典，同时也确立他“医圣”的地位。而与张仲景同时期的其他两位，华佗和董奉就没有那么幸运？ 华佗、字元化、号甫方，沛国谯县人。早年在徐州求学，精通几部经书。东汉末年，战乱四起，“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华佗浪迹江湖，足迹遍布中原大地及黄淮海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创造出很多奇迹，尤其以麻沸散（临床麻醉药）制剂、行剖腹术闻名于世；但他生前的著作没能传下来，也是医学界的憾事？华佗从医严谨、过于自信，得罪了曹操，后被曹操所杀。 董奉（220年～280年），东汉建安时期名医。又名董平，字君异、号拔墘，侯官县董墘村人（今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青山村）。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青时曾任“侯官县”小吏，不久归隐，村后山下立户行医。董奉、医术高超，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症痊愈者在山中栽杏树五株，轻病痊愈者栽杏树一株。数年后杏树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熟时节，他在山下设草庐储杏，换取日用所需。再将所余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之资。后世留下“杏林春暖”之语、盖源于此，颂之医德、扬其医术。 东汉末年三位杰出的医学家，观其行、理其说，“医圣”之冠、非张仲景莫属。又何尝不是“时也，命也”？再说唐代的“药王”之名所归？有许胤宗、秦鸣鹤、王焘，哪一位学术水平都不低于孙思邈？然而被封为“药王”的却只有孙思邈。所封之故，“时也、命也”！其实不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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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 14: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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