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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杨琳
母亲的身世很苦。她是北京人，1909年生人，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爹娘。一个孤儿，从小受尽苦难。记得，我小时候看到母亲肩上一块大大的疤痕，问妈妈，她也不说，我下乡之前，才告诉我，那是小时候在人家干活，烧烙铁，太困，睡着了，把烙铁烧红了，不能马上熨衣服了，狠心的主人竟然用这烧红的烙铁烫母亲的肩膀，留下这深深的疤痕！
母亲是讨着饭，一路走到天津的。
经人说和，父母这一对苦命人走到了一起。
母亲说，她的姓，是收养她那家人的姓；名，是解放后我父亲给起的；不知自己的生日，就用了阴历五月初五，因为这天是端午节，老百姓家里都挂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以辟邪，就用了这天。
每当想起妈妈这苦难的童年，我的心里就像针扎一样的难受！
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家很穷，全家五口人，父亲的工资是52.37元（我记得清清楚楚），属于刚刚不够补助救济的状况。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生活紧紧巴巴。为了补贴家用，母亲除了勤俭持家度日外，还到街道的线毯厂领棉纺线，为家里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因此我从小就知道父母生活的艰辛，一下学，放下书包，就帮母亲合线。
虽然生活困难，但是母亲却一边自己精打细算过日子，一边尽可能帮助邻居街坊。记得在节粮度荒时，一家邻居因为孩子多，正是个个如狼似虎能吃的时候，粮食当时是定量的，总是吃不饱。母亲总是把自家省下的粮食定量给他家一些，在那时，特别是节粮度荒时期，粮食定量的分量该有多重啊！两家走动的比亲戚还要亲；有时我们家炸果子，妈妈就叫全院的邻居都过来尝尝。母亲那时是街道代表，哪家有什么事，她都操心,谁家出门，都把钥匙交给母亲，就跟一家人一样。
“文革”期间，我们胡同被斗的人最少，不是没“问题”，而是问到母亲时，都大事化小、轻描淡写的遮挡过去了。我家对门一家在解放前开过理发店，就一直没挨过斗。
每当有个头疼脑热，就会想起妈妈……
小时候，总有食火，便会头疼脑热。
妈妈是一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家庭主妇，却又许多治病的办法：
在脑门上挤红点，揪后脖颈子，
揪脖子（主要是为了治嗓子疼），
拔火罐，
用一个老钱刮后背，
拍揉脑门……
每当我生病，妈妈就会依据病情，一边哼着童谣，一边采用不同的方法，给我揉搓，还真的就能缓解。在五十年代，没有几家孩子动不动就去医院打针吃药，我就是在妈妈的这些土方治疗下，健康成长的。
现在，我都是70多岁的人了，有了头疼脑热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妈妈慈祥的面容，就会想起妈妈呢喃的童谣声，“摩萨摩萨小肚开小铺，卖油盐，卖酱醋……”就会幻想着妈妈会用什么法儿给我治病……
其实，现在想起来，妈妈的那些办法，与其说是治病，更重要的是给我心灵的慰籍，是母爱辉煌的播撒，这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妈妈，妈妈……
2021年5月7日
这是1968年10月我下乡前和母亲合影
这是我入伍后，1975年回家探亲，和母亲的合影
我结婚后，和母亲弟弟合影
我爱人和母亲合影
母秦和三个孙女合影
母亲八十大寿时，和我大女儿合影
女儿很懂事，给奶奶画的大寿桃
我和母亲的合影
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孙女
我用胶片洗出母亲的老照片，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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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9 10:39:23
发表于 2021-5-9 10:5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