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所著的《思痛录》已经看完一段时间了，但其中的一些情节却难以忘记。韦君宜的先生杨述就因为是四川地下党的、被捕过就被打成了特务，韦君宜在各级的工作下去做杨述的工作，见面只说“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痛苦起来，杨述也放声大哭。1957年韦君宜代表组织对一名转业军人宣布被平衡成右派的决定时，就像一名没有底气的法官不敢看对方的脸，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还有咸宁向阳湖畔干校中死去的冤魂，不论是写了《李慧娘》的孟超还是无名的小校对程穗。这些人物、这些场景不时在脑海中浮现。
韦君宜和先生杨述都是虔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在清华就积极参加12.9运动。杨述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书记。后赴延安。他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动员全家（不要忘记他家应划为地主兼资本家）都投身了革命，全部家产拿出来做了党的经费。延安整风时杨述被打为特务，即使这样他在诗中还写到“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做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在那场浩劫中被打倒12年，在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他仍对造他反的女儿说“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这是多么虔诚的共产党员啊。韦君宜考上清华后，父母对她期望很高，希望她走毕业出国留学深造的路，但是国难当头，她却毅然奔向延安。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兢兢业业。但是他们的道路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如果出身是原罪的话，那么从天安门警卫部队专业到编辑部的李兴华被平衡划成右派后历尽坎坷，好不容易熬到那场浩劫过去了，但是他已经身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又是为什么呢？从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实例，都是对党忠诚最后却落得被冠以各种罪名，受尽了苦难。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源是什么？这是韦君宜所思的，也是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人应该深思的。现在还有的人为那场运动叫好，还有人用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维审视观察周围的人，这就更需要我们深思造成一个一个运动、造成一些人乐于与人斗的制度根源和思想根源了。我想韦君宜所以要写这本书，就是要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从中汲取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
以上我用了虔诚一词而没有用忠诚一词，因为二者是有区别的，虔诚是指恭敬而有诚意（多指宗教信仰）；而忠诚一词是指尽心尽力。虔诚里含着更多的恭敬，恭敬常常导致盲目从敬，缺少了个人的独立思考。而忠诚含有更多的理解和奋斗。对于自己认定的主义需要忠诚，就是需要认识和理解所要奋斗的主义。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前辈对追求的事业无比虔诚，但是缺少了一点独立的思考。韦君宜也是在经历了无数运动，到晚年才有了认真的独立思考。忠诚，不应该缺少独立的思考。
忠诚也不应丢失独立的人格。从书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早期的整风、57年的反右到十年浩劫，一些人为了展示自己革命的一面对昔日的朋友大加鞭笞，有人为了保护自己对同事甚至是亲友落井下石，有的制造文字狱还不够甚至大打出手，丧失了基本的人格。这些前天整人的人多数在昨天又被别人修理了。所以为了追求的主义需要忠诚，但是不能丢失独立的人格。
韦君宜毕竟是作家，所以事情似乎是平淡的白描，但是写出了历史的真实。有的感想已经很深刻了，故抄录几段如下：
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
“抢救失足者”p. 14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是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我所见的反右风涛”p.50
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当代人的悲剧”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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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1 11:40:08
发表于 2020-8-21 11:5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