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大勇，1948年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剧本》杂志社原主编，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创作有《土尔扈特人》《文天祥与忽必烈》（合作）《玉杯恩仇记》《汉将李陵》等剧本，出版有《一捧雪》《清忠谱》《红卫兵忏悔录》《<呻吟语>译评》《曾经沧海难为水》等作品。
打很小的时候起，大概是在小学吧，我便有了长大后要上大学的想法。不过，这可能还算不上是“梦想”，只是小孩子偶尔生出的一个念头，而且因为离“长大”还很遥远，所以并不是念念不忘。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小学毕业升中学，中学毕业考大学，都是自然而然的一段人生经历，如同将来要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一切都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也因此就没把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
上大学的想法是由何而来的呢？……我说不大清楚。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不是后来被广为批判的“轻视工农兵思想”，更不会是贪恋那大学毕业生的四五十元钱工资——那个时候的孩子单纯得很，没有什么功利金钱概念，况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不会太让人羡慕。假如非要给这种想法找个“出处”的话，那恐怕和家庭环境有一点儿关系。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日后的“大学梦”平添了许多周折。
我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书香门第”。尽管父母读过大学，父亲还是留学德国的博士，但他们的上一辈都不是读书人：爷爷只上过几年私塾，在家乡的中药铺先当学徒后当伙计，吃尽千般苦，人到中年才考上了中医大夫“医证”，得以挂牌行医；姥爷少年从军，驻守在东北边境小城虎林，九一八事变后带兵打鬼子，誓死不当亡国奴，落个倾家荡产，绝对是深明大义，可文化程度有限。虽然如此，他们却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后辈人多读书。
姥爷姥姥和奶奶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老一辈人里，我只和爷爷生活过一段时间。关于爷爷，我在大学里曾撰文回忆过，此处不多谈，只讲爷爷对“学（xiáo）习”的推崇——爷爷认为，只有上学，好好念书，才能有“出息”。爷爷晚年时离开长春的伯父家，住到了北京的我家，后又不听劝阻开了小小的私人诊所，但凡有人来探望、看病，“学习”“上进”肯定是爷爷的重要话题。在爷爷的视野之内，不管谁家有困难，只要孩子愿意上学，一向节俭的爷爷都会慷慨解囊。
爷爷病重后，我大姑和二姑在他身边伺候，我几次听到两位老太太抱怨96岁高龄的老爹，说他重男轻女，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了留学生，却耽误了女儿一辈子的前程。每到这时，往日脾气急躁的爷爷总是不作声，似乎是默认了对女儿的亏欠。我后来才知道，姑姑们说得不完全对，伯父和父亲是因为考上了“官费”才能最终完成学业，爷爷没有这个经济力量，但老人家为儿子的付出肯定是一般父亲所做不到的。
母亲很在意一个人的学历，也常把“上大学”挂在嘴边，特别是哥哥姐姐先后上了大学，母亲认定我也要上，时不时提起这事，好像除此没有更好的出路。父亲因为母亲的这个看法同母亲拌过几次嘴，说这么讲对孩子影响不好，不过终究也没能转变母亲的认识。我上了初中后，自己到哥哥姐姐的学校玩，对那里的一切“感觉”挺好，加上我学习不觉吃力，因此对母亲为我做的“安排”在内心里并不排斥。说尽管说，但父母并不太操心我们的学习，甚至很少过问，他们只管忙他们的工作，而我也从来没有把“考大学”看得有多么重要，做过格外的努力。
生活就这样继续，一切平平淡淡。正像我家街门上那斑驳的对联所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类家庭对子女今后人生道路的基本祈愿，此外别无他求——其实原本就这么简单，小孩子想上大学，家长愿意让他多读些书，真和什么“阶级”“思想”“意识”无太大关系。
1964年春天，我即将初中毕业，面临中考，在清华附中读高中的表哥邀请我到他学校玩。那天正逢清华附中春季运动会，朝气蓬勃的男女学生和严谨昂扬的校风令我印象深刻，乃至今天仍历历在目。秋天，我和表妹也如愿考进了这所与清华大学只有一墙之隔的住宿制中学，与表哥成为校友。入学后才得知，清华附中近两年的高考升学率很高。我戴上校徽，在外校中学生赞羡的目光中不禁有些得意。亲友们都觉得，我上大学是迟早的事，我也这样想，只是没有认真考虑过将来报考哪所大学，选读什么专业。
在清华附中，我有几点感受，一是学校上升势头正猛，校领导踌躇满志，积极推行教育改革，特别强调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一心要把清华附中办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学；二是同学们都是来自各校的“高材生”，学习努力，上大学、考清华的想法不言自明；三是政治空气浓厚，校园里思想交锋频现，最终导致学生群体撕裂——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在清华附中“秘密诞生”的，主要由不满校方“教育路线”、“阶级路线”的干部子弟构成，我的表哥是发起人之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了高中我才意识到，主要是因为上一代的原因，每个人都打上了不同的“阶级烙印”，“家庭出身”基本决定着个人前程。表哥表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属于可以依靠和信赖的“红色后代”；我的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这一部分学生需检讨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些同学则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清华附中，渐渐地，隐隐地，学生们被分作三六九等……我对这一切十分抵触，内心愤愤不平，有时会突然漾起深深的屈辱感。
从1965年开始，学校的各种政治活动逐渐增多，在校方组织的或学生自发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很多同学日益谨言慎行，但相当一部分干部子弟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强烈不满，动作不断，冲突也时有发生。到来年春天，清华附中的正常教学工作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有的同学暗地里仍在做高考的准备，我因“学习目的不明确”被同学“帮助”过，而且才上高二，反倒不再多想今后是否考大学，利用下午自习和晚自习时间，看了大量闲书，整天浑浑噩噩的，几乎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大灾难即将降临。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爆发了。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在此之前，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男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强烈呼吁废除旧的升学考试制度。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全国人民都毫无例外地“欢呼”和“拥护”。校园内外贴出很多大字报，为“无产阶级大学”最终对“资产阶级黑帮狗崽子”、“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关上大门，“大声叫好”。一个阴天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海淀镇的废品收购站，将自己的全部书本卖出。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我是那样向往着上大学……
之后，学校的“路线斗争”日趋激烈，一部分教职工和学生被批斗、被殴打，有人自杀，随之几派武斗，再往后是“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开始“上山下乡”……直到过了50多年，我们班的同学仍然没能再次聚到一起，因为伤痕依旧。还想交待的是，“老附中们”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大都上了大学，当然也有一些人永远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包括我表妹，而本来他们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
在极度动乱中，我的父母和亲戚们也没能幸免：表哥表妹的父亲——我敬爱的姨夫，从援越前线召回后即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因留学、工作经历等“问题”，一向爱国敬业的伯父、父亲被单位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一度失去人身自由；身为教师的母亲由学校“革命群众”“扭送”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关押，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舅舅姨们遭到各种政治冲击甚至迫害，“家不聊生”……我在这里提到这些，是因为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深深影响到我随后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还决定着我的命运。
关于那个时期，二十年前我曾写过一本书《红卫兵忏悔录》，后由明报出版社出版，那里从一个侧面留下了我的部分记忆。
1968年12月，我奔赴山西农村插队。在村里，我很快就成了最棒的劳力之一，被评为“五好社员”“优秀民兵”。业余时间，除了打打篮球，看看能找到的小说、诗歌、古代散文，偶尔读上几页外语，对今后不敢多想。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大、清华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1971年，好像是刚开春，清华大学到县里招生的消息在知识青年中一下子传开了，我激动万分，又几乎难以相信。
在顺利地通过了群众推荐和公社批准后，我来到县里参加招生学习班，又经过了面试、体检、座谈等程序，最终让回到村里等通知。我照常下地出工，早出晚归，在忐忑中盼望着、期待着，直到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同学去了北京。多年后，有确切消息说，当时招生的人是带着录取名单来的，我们这些所谓表现好的知识青年只不过是陪着人家演了一出戏而已。
1972年夏天，父亲被“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才有资格随着父亲到湖北江汉油田招了工，那里也是石油部“五七干校”所在地。父亲很欣慰，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影响孩子的前途了。一年后，未征求我的意见，我被调到油田子弟中学任教。尽管我很不情愿当老师，但我带的班成了优秀班级体，我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油田，我遇到过两次大学招生，也两次错过了，甚至都没有进入“程序”，原因仍是“家庭问题”。
我是那样想提高自己，想多给学生们些知识，想上大学受高等教育，但面对父母，我故意表现得完全不在意，“淡定”得很，我不想让他们伤心。学校里有些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有时会兴致勃勃地聊起大学时代的轶事。每逢遇到这种场面，我都很少搭话。直至现在，面对着没能上成大学的老同学或老朋友，我轻易不会谈论我的大学生活。
我所在的那所子弟中学领导明争暗斗。一位负责人不太掩饰地跟我说，只要我能向他靠拢，入党、上学都不是问题。亲历过清华附中的派性斗争，我对“站队”已没有兴趣，况且我对他们也都没有恶感或格外的好感，便“顾左右而言他”，采取“中立”立场，还自以为很得体。没想到，竟有人为此在我的档案里做了手脚，说我暑假从北京探亲回校后，向老师们“宣扬邓小平全面整顿成果”，“散布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这虽然基本上是事实，但此举过于险恶——要知道，那是在1975年啊！如果不是十年浩劫结束后，我所在学校分管人事的老师告知我，说我的档案里曾有过上述记录，现已抽掉，让我放心云云，我还毫不知情呢！
1977年8月，因哥哥姐姐大学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为落实知青政策，我调回到北京，仍当中学老师。之前，我还曾在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短期任教。经过10年漂泊，回到年老的父母身边，我对上大学已不存任何幻想，积极参加教师在职进修，尽心尽力教好课，并考虑解决“个人问题”。
星期天，一个一起插队的老同学找到我，说大学有可能要恢复考试招生，“老三届”也可报名，叫我早做准备，还让我帮他找一套中学课本。我半信半疑，父母也没有多说话。
“文革”后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报名真的开始了，我反而犹豫起来：一是觉得年纪不小了，大学不一定愿意招，更主要是不想空欢喜一场，再受刺激。父亲像是很平静，还说刚调回北京，要安心工作。母亲则劝我别放弃机会，看得出对我期望很大。我感谢学校对年轻教师报考大学没设任何障碍，反而鼓励我们勇敢面对新的选择，于是我报了名——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假如不报名参加高考，就显得太没出息了，有可能让学生也看不起。
根据招生情况，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因为还要给学生上课，没时间多复习，我觉得把握不大，有“匆忙上阵”之感。考试后不久，校领导兴奋地告诉我，我的成绩非常好，区里市里排名靠前，让我“静候佳音”。这消息令我很意外，我简直不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北京市招生办通知考生下个星期二检查身体，我自恃身强体壮，根本没在意。星期天，我在表妹的婚宴上酩酊大醉。星期一下午，我有些难受，请校医室的大夫看了看，随后她严肃地问我是否有心脏病史，并为我打针拿药，嘱咐我尽快到医院检查。我惊呆了，回家没敢提起这件事。第二天体检，我第一轮就被淘汰，医生说我有严重的心脏期前收缩，让我病休……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并没有感到难为情。
我拿着河北廊坊和北京的学校为我开的身体健康证明，四处奔走“上访”。或许是我的高考成绩真的不错，市招生办破例决定，在指定医院，两个星期后专为我再检查一次身体……最终结果让我完全绝望，我彻底失去了入学资格。母亲掉了眼泪，父亲痛斥我“得意忘形”。我默默地走上讲台，没有休过一天病假。两个多月后，我心脏的种种不适症状全部消失，我又成了“正常人”。有一阶段，我经常下意识地摸着脉搏，感受着心脏的咚咚撞击和令人不安的频繁间歇，体味着难言的痛苦。
表哥和我一同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并考进了清华大学。“文革”开始的时候，高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表哥和同学们就等着高考了，没想到大学停办，这一等就等了11年！
在沮丧和悔恨中，高等学校78级招生工作很快又开始了，给了我们“老三届”考生最后一次机会，我也像是捞到了救命稻草，重新报了名。因职业所限，这次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于是我仅仅填报了两个志愿：重点学校报了北京师范大学，非重点学校报了北京师范学院。那一学期我担任了班主任，班里很不稳定，我不敢丝毫懈怠，家访、补课，带学生下乡，组织活动，整天忙忙碌碌。每天晚上备完第二天的课后，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准备功课。那半年里，我记得母亲很少看电视，我也滴酒未沾。
大概是上天眷顾我，我顺利地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给在服装厂工作的未婚妻打了电话，告知这一喜讯。母亲红了眼圈，父亲为此喝了一点儿酒。9月下旬，我和她登记结了婚，然后各自返回单位去上班。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竟会如此冷静，真是不可思议。
也就是在那前后，我的父母和挨过整的亲戚们都被平反了，没人再留意别人的出身，似乎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大学期间同学们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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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11:58:27
发表于 2020-5-19 20: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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