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毛佩莲 于 2019-9-11 18:32 编辑
他年应记老师心 ——记我中学时代的知青老师 毛佩莲
我的中学时代,正赶上那个翻云覆雨的“文革”;但有幸的是,我遇到的老师却并非寻常。是他们对教育的默默奉献,给予了我花季的色彩与生命的激情。其中的几位,正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老师。 提到原老师,很想先说一说“美丽”这个词汇。尽管在那个年代,“美丽”与资产阶级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被归属于封资修一列,但“美丽”却一直都伴随在我们身边,从来都未曾缺席过。 那天,班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高个儿、素装,曲曲的刘海,齐肩的小辫儿,婷婷袅袅,站在讲台上。她说她叫原政云,草原的“原”,是我们新来的课任老师,从今起与之前的郑秀祥老师共同带我们……她说话的时候看着我们笑,笑的时候,眼睛也在说话。 斑驳的墙壁上,嵌着一块儿挂着一层白色粉笔末的水泥黑板——那是我们团(当时农场已改兵团体制)六连的教室。刚刚因中苏关系实施了战略性后撤,团部学校还没有眉目,我们都暂借这里。 讲台下面坐着我们几十名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一色儿的农村孩子。于是,她就成了这个教室里最靓丽的风景。有女同学课下说:她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双”得像画上的一样! 原老师和后来的李德贵老师、陈先洪老师,都是“文革”前北京某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一场风暴卷走了他们的大学梦,北大荒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他们那时是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仰慕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可惜,一个非常的时期,没能有好的教育环境,每一位老师其实都是在靠着自己的良知教书、育人。 原老师正是这样一个不肯随随便便的人,每每站在讲台上,她都是有“备”而来。她的眼神、表情,她讲课的神态,让你觉得这个职业很神圣。数学、化学、俄语、历史……这些课她都教过,甚至是几科同担。 讲数学的时候,她说:“不会就问啊——我只怕你们不问呢!”当你拿着作业本去找她,开始可能还有些惴惴不安,但当她迎着你的目光亲切地朝你微笑的时候,当她就那么随便地或站或坐为你细说缘由的时候,你就再没有了距离感;讲化学的时候,她顺口就是一连串金属活动性顺序序列表,她说:上学的时候学的,至今都没有忘。化学很有趣,并不难;讲俄语的时候,当她用异国语言熟练地翻译着中文时,同学们便目瞪口呆了: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这么流利地说外语;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好听的异国之声!好多同学就开始跃跃欲试,急不可耐了…… 她用俄语教会了我们唱《东方红》,相信至今仍还有同学会唱。俄文有一个颤音很难学,原老师用她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们技巧。记得当时我连放学路上的时间都用上了,好不容易才学会。那么用功,缘是被原老师流利动听的口语给俘获了。 可惜这门功课最终我们还是未能修成正果,才刚开始,就被上级教育部门取缔了。毕业后,我曾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一次在单位办公室里偶遇两位俄罗斯专家,戏剧性的是,双方都很有礼貌地相互打招呼,却都没有听懂对方的语言。这时,我想起了原老师,想起了那门夭折了的俄语课,想起原老师曾对我说:“你那么想学,我可以单独教你呀!”——书到用时方恨少,是我错过了最好的时光,荒废了最宝贵的年华。 “文革”期间学校没有成绩考核制度,老师和学生应该都是比较宽松的,但原老师却自有她自己的标准。一次图画课后,我的作业本发下来了,上面有原老师的一句批语:“希望你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再细看我画的那幅图,不觉也羞愧起来:一棵长在崖壁上的松树,树干的弯曲处给画成了尖角——图画本来就是我的弱项,加之打心眼儿里不重视,所以总想着糊弄一下即可,却没有想到偏偏有人就不认可。 那时候我们的课本内容非常简单枯燥,为了调节和丰富我们的学习,原老师有时就把一节课的最后几分钟留出来,给我们讲一些我们很渴望知道的国內外新闻和趣事。她的本事就是能把它讲得像故事一样好听。讲到动情处,她就不看你,只留给我们一个侧身,自顾自地在教室前踱着步子,两只手在胸前,或点或握,或轻轻而迅速地挥动一下……于是,我们心中那个小小的世界,就随着她生动的讲述,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圈地荡漾开来。 再后来,原老师被调离去教别的班了,同学们都很舍不得她。有一次课间时分,一位同学从教室外面回来,带来了一个让我们都很吃惊的消息:“原老师上课时突然晕倒了……”同学们急忙围拢来打听:“怎么回事儿?”这时,却有一个男生站在一旁悻悻地说:“谁叫她不教咱们呢,被人家气着了吧?” 大家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这话说得确实有点儿酸,但也不免引起了共鸣,在同学们的心里,她就应该是我们的——我们才是最爱她的呀! 李老师曾教过我们一段物理课程,在同学们的心里,他向来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经他批改的作业,就像他的人一样干净、工整,红笔勾勒或标注总是清明细致。他讲课逻辑性很强,环环相扣,步步入胜,经意与不经意间或被吸引——尤其是对于那些爱好物理的学生。前些时,还有同学与我提起,说有一次他因病落下了李老师的一堂电源电动势物理课,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李老师还写有一手刚柔相济、清新秀丽的好字,所以我一直觉得即使你没有听过他的课,能看到他的字,也是一种美丽的相遇。我有一个那个年代的笔记本,扉页上有李老师的题字:奖给优秀学生毛佩莲。下面也是他的落款:十二团中学 1973年1月13日,并盖了一个大红章。后来那个笔记本里的内容因故大多失落,但我仍保留下了笔记本的封皮和扉页,舍不得曾经的学生时代,也舍不得李老师的字。 陈先洪老师 陈老师是我们高中两年的课任老师和副班主任。他主要教我们数学和物理,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课的风格。 相比其他老师,他讲课时总是把每句话后面的停顿多保留半拍,讲起来抑扬顿挫,字字有声,时时都让你有时间去思考和领悟。听他的课就是一种胸有成竹、不急不躁、娓娓道来的过程享受,其结果自然是水到渠成。 教学中,他还想方设法让课本上简单枯燥的内容生动活跃起来。学电路和磁场的时候,因为太抽象,又没有辅助学习资料,光靠黑板上画图,很难理解。为了让我们获得更扎实、更直观的知识效果,陈老师就组织我们在课堂上自己动手做实验。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晚上,他领着我们在教室里做半导体电路制作练习。我们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组手里各有一套零部件,在他的指导下,边学边做。从认识零件开始,到理清线路,再结合原理相互协作,最后把各个零件按要求固定焊接到电路板上,直到通电接收到频道的节目,让我们亲身体验了一把无线电的神奇! 实验,对于我们来说是件既兴奋又刺激的新鲜事,可说到底,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却是这个青年教师可为可不为的。后来才知道,为了这些实验,他不惜去请求校领导批准出资帮助。一次不行,两次;一个领导不理解,再找下一个。政治挂帅正是当时的大环境,这一点儿用于教学器材的经费求得不易。是钱的问题,却也不是;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遇到了他! 陈老师平时话不多,但心细。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难忘。那天他手里拿着一打邮政局的空白电报纸找到我,看我有些不解,他笑说:“给你的,当作业本用。”……哦,我明白了,他是知道了我什么,在帮我。 电报纸呈略略的淡黄色,正面比较光滑,但上面印着红色的字和格子,只能用背面。背面什么都没有,正好写字。我用它订了两个作业本,一个写数学,一个写物理。心里想着:还好,这不是老师花钱买的,否则我会心里不安;可现在想想,这又何尝不是陈老师当时的一片苦心呢? 两年的高中生活,陈老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自习,每每巡走在我们这些学生中间,他略有所思,又时有相顾,或有俯身指点一二。有时,他也会走到黑板前,提醒我们暂时撂笔…… 同学们很喜欢陈老师坦率的性格。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发作业本,发着发着,就见他对着一个作业本的封面出起神来,半天不知道叫谁好,于是他把作业本举起面向我们:“这是谁的?”原来那个作业本的名字一栏是大写的汉语拼音。这时一个男生站了起来:“老师,是我的。”“以后我这一科的作业本不要用拼音注名啊,我不会拼音。”我们有些意外,当然也有同学在偷着乐他:这么有学问的老师,竟不懂拼音啊!这时只见他笑了,我们就和他一起笑起来……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师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者的一切。”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些往事,曾经在我花季的年龄遇到的几位青年教师,始终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道光。他年应记老师心,是他们教会了我:人可以渺小,但不可以亵渎和放弃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真挚与道义。 又是橙黄橘绿时,献上此文,以表敬意。祝我亲爱的老师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2019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