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国光： 苦中作乐

颜逸卿

苦中作乐

  北大荒是一个生活艰辛的地方，也是一个磨练意志的地方。下乡知青面对新的生存环境，干活难免吃苦受累，业余发挥聪明才智，不时苦中自寻乐子，权且乐观处世待之。于是，炕头侃大山，围坐讲故事，夜奔看电影，打扑克画脸，写爱情诗篇，哼“黄色”歌曲，冒险听“敌台”，抄传“手抄本”……

  乐观寻找快乐，也是精神会餐。它反映了文革时期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也打上了当年的烙印，表达形式和风格透着朴实和简单，然而其作为，却本能地抓住了人性中的美好。文雅也好，粗俗也罢，对知青来说，苦中寻乐，暂时地安抚了心灵创伤，满足了一时的求知欲望，缓解了沉重的思想压力，也减轻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漫漫冬夜长

  大冬天的，天寒地冻，四野一片白茫茫的积雪，北风呼呼地从旷野上吹过，从屋顶上掠过，带来阵阵寒意。三江平原的江滨地区，冬天长达5个来月，最低温度在零下34度左右。

  在温州读书时就听说，东北农村冬天不出门干活，把整天呆在家里避寒这种现象称之为“猫冬”。下乡后才知道，这是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开荒种地仅能糊口，生活非常困难，抗寒能力更低，又无事情可干，只好成天呆在家中过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农场早已无“猫冬”现象，但毕竟冬天是农闲季节，人们称之冬闲。

  当然也有人说，“天大寒，人大干，冬闲变冬忙！”但咱那嘎达地处高纬度，昼短夜长却是没法改变的。一般晴天的话，下午3点多太阳就要落山睡觉去了，阴天刮风下雪时，天黑得则更早。而早上7点钟太阳才懒懒地起床上山来，碰上阴天什么的，还得多迷糊一会呢。快一点也好，慢一点也罢，好像都无所谓，那时这也缺那也少，但有的是时间。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裕，还不吝惜时间，走路、搭车，一出溜来回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经常去兄弟连队串门找老乡，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找闲铺睡下。我连大宿舍也常有来客留宿。后来听说插队也是如此，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冬日漫漫，长夜漫漫。头两年，宿舍里别说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也得几天后运到场部再发到连队，又没有什么娱乐消遣的活动。大荒知青几乎都有这样的感受：农忙时劳累困苦忙活受罪，感受长昼难熬，农闲时孤独寂寞枯燥袭来，又觉长夜难忍。而天天读、传达文件、开会学习等乏味无趣，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雪上加霜。人们偏偏津津乐道另一种“54号文件”。

  原来，人满足了温饱和安全需求之后，便有社交需求。我们是社会动物，群居动物，除了吃饱穿暖之外，还有个叫做“精神”的东西需要照顾。“精神”这个东西的特别之处在于，你不但不能没有它，而且还不能太饥渴而迁就它。这意思是，一个酷喜梅兰芳戏曲的人，把他整到大街上，天天逼着看人跳忠字舞，度日如年，是会疯的。反之也亦然。

  所以，不是有同伴就行的。你的同伴还得是跟你差不多的人才行。这倒不担心世俗标准的高低强弱，而种类太过于不同，思维行为没法理解，距离恐怕会更大些。想象总是浪漫的，现实则因为琐碎而坚硬得多。于是，就有了寻找趣味的地方，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娱乐消遣的活动，比如，侃大山、打扑克、唱民歌、听敌台、手抄本、讲故事，等等。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知青也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受苦受难。我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些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回望那段受苦的年月。回望的不仅苦，也有乐，苦中作乐的乐。

颜逸卿

欣欣报菜名

  知青宿舍里最轻松的苦中作乐是侃大山，当年生活条件艰苦，但精神不能匮乏下去，遇上晚上不开会学习时，宿舍里就会三五成群侃大山。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赞美漂亮女知青，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别看聊天不起眼儿，不亦乐乎，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

  人就是这样，无论在哪里，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根总是在老家，牵动游子的心。知青侃大山多半是聊家乡如何如何好，而往往集中在家乡的美食，一个永远也说不够的话题。人们回忆家常菜那诱人的色泽香味，怀念饭桌上那弥漫的温馨氛围。但家又是可望不可及的，尤其菜肴，是家乡永远的背景，也是现实生活的问题。

  连队难得杀一回猪，食堂伙食粗糙乏味，副食植物纤维过剩，肚里脂肪蛋白甚缺，冻菜汤越喝心里越慌，一旦能够闻到点荤腥，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来。伙食数年没啥改善，劳动量却变大了，一同变大的还有我们的胃口。总觉得下乡农场的知青中，兵团的劳动量无疑是最大的，对于这些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的知青来说，每月定量的45斤粮食，远远填不饱肚子，“胃缺肉”的感觉，如影随形。白天还好过，到了晚上睡不着。于是，人们的智慧就来填补物质的空白。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吃喝侃美食，又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虽说有点“画饼充饥”的意味，但毕竟也是一种“精神会餐”。

  知青来自京津沪哈温鹤等城市，虽然那时候城里生活也很苦，人们毕竟还是见过些好吃的东西。比如过年过节家里做的可口饭菜，吃的点心零食；家境好一些的下过饭馆，吃过美味佳肴；甚至记得何时何地所吃过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酒席。这不，北京知青解读皮脆肉肥的“全聚德”烤鸭、碰头食，天津知青讲述鲜而不腻的“狗不理”包子、大麻花，上海知青叙说浓油赤酱的“走油”蹄髈、小笼包，哈市知青谈论急火快炒的“锅爆肉”、黏豆包，鹤岗知青介绍正宗老菜杀猪菜、三大溜，温州知青回味生食海鲜江蟹牡蛎、麻心汤圆，本地青年白话江水煮江鱼“三花五罗”、大马哈。

  一时间，这个说色泽油亮的油爆河虾，那个就讲外酥里嫩的松鼠黄鱼；这个说皮薄馅大的荠菜馄饨，那个就讲松脆绵软的夹心饼干。来宿舍串门的老职工，也跟着凑热闹表达自己念想，整出几句还挺上口的：猪肉炖粉条，馋得野狼嚎；小鸡炖蘑菇，咋吃没个饱；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排骨炖豆角，天下没处找。最后就像相声《报菜名》一样，说：“好吃不好吃？想吃不想吃？可惜吃不着。”引起一片哄笑。

  大家在一起报菜名谈论美味佳肴，也有人谈及落雪天吃狗肉的感受，一家炖狗肉，四邻闻香气，吃得满嘴油光，肚皮鼓胀，浑身燥热，打出个饱嗝来都是油腻腻的。还有人不但叙述自己家乡闻名的一道菜，还详细讲述具体过程，从材料到做法步骤，到油盐酱醋姜，一一用嘴炒来，葱花炒到什么程度，油几成熟时放肉，什么时候加盐，什么时候出锅。身边的人似乎看到那油乎乎的菜肴，闻到那醉人的荤香，甚至是同一个动作：喉结大力地上下滑动，大口吞咽口水的声音竟如此同步。

  集体宿舍有七嘴八舌聊天的环境，有时会海阔天空一路聊开去，连叙事带抒情，连幽默带讽刺，经常是跑题带拐弯，找不到回来的路。但聊起美味佳肴来，却是有声有色，津津有味，如同身临其境、亲口品尝过一般，其乐也融融。于是，精神会餐就成了大家所热衷的传统保留节目。

颜逸卿

济济打扑克

  知青宿舍最热闹的苦中作乐是打扑克。一大帮人围坐在炕上，兴高采烈地大呼小叫，好不热闹。打扑克最常见叫做“三打一”。每人先分5根火柴杆，打法很简单，从55分开叫，谁叫分高就拿走底牌，然后三个人打一个。破了叫家的叫分，叫家就输了，付给对手每人一根火柴杆。反之，对手各付叫家一根。火柴杆没了就算输。不管扑克玩法如何不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打输的人都跑不了受惩罚。

  惩罚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其实就是变着法折腾人。有的在脸上依次画眼镜、胡子，看似简单，其实不好过。但见用棉花（从破棉衣里扯一点），蘸着懒汉还未倒掉的洗脚水，挤点皮鞋油，搅在炕灰里，调成涂料。画到脸上极为难看，不知是鬼画符，还是符画鬼；也极为难洗，好几天用肥皂都洗不干净。那副怪模样，几天都招人耻笑、起哄，闹得脸红脖子粗的。

  输者也有顶上脸盆的，脸盆有大有小，也有轻有重。小的直径30厘米，轻的是铝质制品，但这帮调皮鬼决无此选项；大的直径36厘米，重的是双料搪瓷。五六个大的双料脸盆头上一扣，压在头上沉甸甸的，还得保持平衡不掉下来，脖颈子够难受的，一般撑不了多久，就会咣当一声“翻船”，引来哄堂大笑。

  还有给输者耳朵上夹上夹子的，夹两三个能扛住，夹四五个就疼得呲牙咧嘴，哇哇乱叫，瞅着别人遭罪，看热闹的人似乎特别开心，笑声在宿舍里绕梁回荡，不绝于耳。再有就是输方嘴里咬根筷子，筷子上再挂上有把的茶缸子，整个浪一个耍把式。最憋得难受的就数让你装哑巴，一帮人逗你玩，一不留神说话了，还得加码。此外还有输家学狗叫、猫叫，总得想方设法折磨“落水狗”，更可气的围观者还挤眉弄眼，暗示将要取胜的人，气得那个要输的人急眼了，起身要跟他干架。

  最让人叫绝的是输家喝凉水，大冬天的几碗凉水灌下肚子，肚子里哇凉哇凉的，整不好就跑肚拉稀了。那一日也合着我倒霉，输了死活不让画眉毛、顶脸盆、夹耳朵啥的，这玩意儿太埋汰人，宁愿受罚喝了五六杯凉水，想当年吃海鲜都没事儿，现如今喝凉水能扛得住吧？！结果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肚子叽里咕噜，拉稀的干活，发誓再也不干了。以后打扑克就玩破财免灾的，即输者不论吸烟与否，一律拿烟卷顶事（一盒烟卷价格在两毛钱左右即可），人们叫做“归楞”。打扑克有输有赢，烟卷在炕上归来归去，赢家拿来当本钱，很少有抽的，时间一长烟卷里的烟丝只剩半根，甚至几乎是空纸套了。人们在乎的是归楞，是业绩，而并不功利，不在乎烟卷里还有多少烟丝。

  打扑克是男人的游戏，游戏就得讲究规则，规则就像走上了战场，战场会有胜负赢输，输了就要受惩罚，受罚才能长记性，有记性苦练长能耐，有能耐才能再上战场，战场是男人的博弈。纵观打扑克，我想起海明威在《老人与海》写了一句妙语：“一个男人可以被摧毁，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颜逸卿

悄悄哼黄歌

  知青最紧张的苦中作乐是哼黄歌。尽管以前唱过而又喜欢的歌曲，尤其是外国民歌，几乎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被列入“黄se歌曲”的范围。但我们还是都敢冒这个险，悄悄传唱，偷偷传抄。值得庆幸的是，在那段艰难的青春岁月里，生命之河中曾流淌过一曲曲动听优美的所谓“黄se歌曲”，它给我们单调而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斑斓的情趣，震撼、激励了我们的心灵。

  下乡半年后，我们见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场大雪。那天我与连里几人去场部办事，要赶回自己连队时，已无顺道车可搭，只好作伴往回走。虽说大雪早已停了，可半尺多厚的积雪，却透着刺骨寒气，北风呼呼地卷起积雪，劈头盖脸向我们扑来。夜幕降临了，怯意和寒意一起向我们逼来。我们唱起了平时最爱唱的歌：《卡秋莎》、《小路》、《在那遥远的地方》、《三套车》、《共青团之歌》、《山楂树》……一路唱歌壮胆，匆匆赶路驱寒。想想也是，黑夜不管走的是谁，也不管唱的是啥。回到连队时，我们都成了憨态可掬的大雪人，更让连领导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还有一次是我应邀去场部一位歌友家玩，歌友弹得一手好琴，那天她竟鬼使神差地弹了那首我们当时想听也无处听、想唱也不敢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久违的旋律使我们激动无比，竟不知不觉跟着唱了起来。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们吓呆了，琴声戛然而止。我们有点得意忘形，忘了那是什么年代，忘了我们正处在反修前沿阵地！歌友赶快藏好我们心爱的歌本，然后佯装镇静地弹起了《远飞的大雁》。

  敲门声又响了，我只得去开门，然而敲门的竟不是带枪值勤人员，而是一位比我们年长的中年女子。她见门开了，很不好意思地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实在太好听了,许多日子没听见这样的歌,听了我真感动，能再唱一遍吗？”我们松了口气，可在那年月，我们只能违心地说，这儿没有人唱过此歌。中年女子很尴尬,她又轻轻央求了一遍,见没有希望才默默离去了。我们轻轻关上门，却再没心思唱歌了，沉默代表我们说不出的歉意和心痛。

  时光飞逝，青春早已渐渐流失，可是那些伴着青春走过的歌，让无数个寒冷而漫长的黑夜，变得美丽动人又富有诗意。现在想起来真可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中外民歌怎么成了“黄se歌曲”？记得当年我手抄了两本厚厚的“黄se歌曲”歌词歌谱，这些歌至今我还十分爱听、爱唱。

  前两年我还自编了一套《我最喜爱的一百首歌曲》，其中就有当年的30首怀旧歌曲。如《南洋之歌》、《南京之歌》等。听到这些歌，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就会怀念雪夜唱歌、旱河对歌、好友歌会、抄写歌谱……仿佛又回到那使人难忘的苦中作乐的岁月。现如今，虽然家庭影院、组合音响、卡拉OK，想看啥就有啥，想唱啥就有啥，反而觉得没什么情趣了。

颜逸卿

静静听敌台

  宿舍里最安静的苦中作乐是听广播。上世纪70年代，境外电台的华语广播，叫做“敌台”。如“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BBC”、“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等。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甚至在被窝里放在枕头边，或贴着耳朵收听，所以人们称之“偷听敌台”。当时公安局严禁收听敌台广播，一旦这种行为因言谈泄露或被人检举，就会被安上“收听敌台”的罪名，轻则没收工具、停职审查、批判斗争，重则戴上“坏分子”帽子，甚至被司法机关判刑。

  当年我们下乡黑龙江的农场，听的广播是场部广播站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报纸也得几天后运到场部再发到连队，娱乐活动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于是人们把视角转向了小型轻便的（晶体、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在那个年代里不是很普及的，四五十元钱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得花费一个半月的工资。这样的“奢侈品”对一般的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但当时广播的诱惑，不亚于后来的电视、现如今的网络。于是有些知青头一次回城里探亲，宁愿省吃俭用少买两件“的确良”，也要置办一大件——带短波的收音机。

  知青探亲带台收音机回到连队，是很风光的事，自然引起一阵轰动。每天晚饭后，他所在的那个宿舍、那铺炕就会热闹起来，这个收音机成为晚上10点前的公共收音机，大家在一起听新闻报道、歌舞转播、曲艺戏剧、电影录音剪辑等。10点一到即收回私有，半夜时分，躲进被窝里收听敌台，毕竟冒风险，开始感觉紧张头上冒汗，尤其是对中国政策说三道四时。后来感到那些夹杂的负面新闻报道和评论，对思想意识没有多大影响，仅是多了些参考消息。于是，就由一人听变成了几人听。听敌台，并非只关心政治消息，也不会叛国投敌，而主要是娱乐消遣。

  苏联台在节目开始前播放优美雄壮的《祖国进行曲》，这首歌曲我们很熟悉，是50年代在中国流传最广、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苏联歌曲之一。接着“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广播……”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怪的，说话有点诗歌朗诵腔，有意无意带着很短的啊字音，听口音好像是中国人，可是又分辨不出是哪省人。

  台湾台的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妖，“大陆同胞……”讲话的声调与我们每天听的广播明显不同，跟电影《南征北战》里国民党电台女播音动静一个味儿。节目其间播放流行歌曲，大陆称之小资情调，靡靡之音。也有知青发话：我听着挺好的，不知那丫头片子长得咋样？

  记得澳洲台播的广播连续剧《小城的故事》，因为电波有干扰，短波有时会漂移，我们把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漂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我们听到一首极好听的歌曲，那感觉甭提有多美了，还有《千言万语》、《海韵》等作品，几乎让我陶醉其间。后来我才知道，唱那几首歌的人名叫邓丽君。

  英国广播电台，虽说是英语台，但以音乐节目著称，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有的能听到现场观众的哨音，咳嗽，鼓掌和乐队定音。为了听音乐会，有位知青特意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价钱相当昂贵，接近一块全钢手表，有两个挺大的椭圆型喇叭，音质确实很好，可以辩出定音鼓。他听音乐会实况转播的时间，几乎雷打不动。

  听敌台，让我们多了思维材料，多了看世界的角度，也让我们有幸听到苏联歌曲、西方古典音乐，还有中国传统戏曲、港台流行歌曲等，这在那个文化生活枯燥的年代，可谓雪中送炭，也是艺术享受。我想，听敌台与唱黄歌、手抄本一样，本意不在渲染所谓“反动”，而在表达某些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

颜逸卿

偷偷手抄本

  知青宿舍里最偷摸的苦中作乐是看禁书。“文革”期间，报刊多半停刊，出版几乎停顿，造成严重“书荒”，人们“精神食粮”匮乏。当时报刊种类不多，连队常见的是《黑龙江日报》、《兵团战士报》；可供选读书籍很少，书店一般只卖“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和“鲁迅文集”，以前看过的或没看过的书籍，尤其是国内外文学作品，几乎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被列入“扫四旧”的范围。但读书又是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再也找不到了。

  大环境确实很不好，小环境没那么糟糕。表面上知青没啥书可读，书店里货架上没啥书卖，但实际上一直找机会读书，于探亲时或多或少往回带。大家都是逮着什么读什么，我居然也读了不少书。比如，红色经典小说“三花”(《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以及著名小说《林海雪原》、《暴风骤雨》、《桥隆飙》、《山呼海啸》等等，还有久读不厌的四大古典名著。在那个苦闷的灰色日子里，众多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常常是没头没尾的、连书名都看不清楚的文革前出版物，成了我们追逐的目标，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来源，其中也包括颇受青睐的苏联小说。

  尽管当时中苏交恶，战争阴霾笼罩边境，但我们却将阅读目光聚焦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苏联小说和回忆录。比如，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叶尔绍夫兄弟》、《静静的顿河》《真正的人》等等，还有描写侦探间谍战的书籍。每一本都形同圣经，和书架上的导师著作交相辉映。好似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穿过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林，向我们扑面而来，给了我们精神的满足，那是我们在暗夜中成长的灯塔，也是我们文青路上抹不掉的印记。

  当时是一个书荒的年代，我和我的书友们就像地下读书会，经常这样鬼鬼祟祟地碰头，神色紧张地传递。冒险传阅，偷偷啃读，我拿到书后，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以便使阅读安全些。传阅又使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约定一本书在手上逗留不超过两天，除去干活开会等，我往往只有近30小时的阅读时间，当我交出几十万字的大书，感觉筋疲力尽，但又乐此不彼。即便如此紧张，我还会挤出点时间，悄悄将书中的精彩段落、妙言佳句抄录下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即便是在禁锢得最厉害的“文革”时期，人们对文学还有一种阅读的需求，而且就阅读本身而言，也有着多方面的需要：这些作品作为历史文本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

  在千方百计追逐出版书籍的同时，也钻山打洞寻觅“文革”手抄本小说。记得当年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有悬疑恐怖、刑侦推理故事的手抄本《梅花党》、《绿色的尸体》、《恐怖的脚步声》、《一只绣花鞋》，还有被出版部门列为禁书而作者进监狱的《第二次握手》，被公安机关认定黄色淫秽而查抄的手抄本《少女的心》等。读文革手抄本，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种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的。于是，手抄本的口口相传，甚至笔笔相传，通过各种路径被传送到了更大的范围。尤其是知青下乡的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

  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涉及性爱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手抄本《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引起了轰动，成为人们心中隐讳而又心生悸动的青涩回忆，也承载了一代人的性启蒙集体记忆。1975年年初围剿文革手抄本，并没有让《少女之心》的流传受阻，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读到后又秘密地传抄，有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也在所不惜。

  我先后看过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手抄本，文中的大体故事情节趋于一致，但其中涉及的性爱描写却不尽相同。其中一本《少女之心》中，并没有任何性爱场面的大胆描写，有的仅是一些用类似日记体写成的青春回忆，以及《少女之心》流传前后的生活原景，文笔略显生涩。这让我意识到，之所以在后来的众多版本中出现了内容各异的性爱描写，可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被不同的人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想象，加上了“黄色”的佐料而已。其实，它的所谓“黄色”描写，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文革手抄本小说，在天寒地冻中暗流涌动，原汁原味解读了当年文革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人物的思维方式也深深打上了当年的烙印，其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透着朴实和简单，然而其情节却像无数民间文学一样，本能地抓住了人性中美好和邪恶的一面。

  存在决定意识，人不必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由。在大革文化命当中，人们（尤其是知青）传阅老的出版物，传抄新的手抄本，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是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在书籍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最深切的联系。

  苦中作乐，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人们苦中作乐时，既能获取信息、拓宽知识面，也使自己的心理产生各种奇妙的满足感，还使人广交朋友，消除一个人的孤独感。苦中作乐可以摆脱愤怒、忧愁、委屈、烦闷和急躁等情绪，从而消除不良心理因素，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冬天，漫长的冬夜，就这样在苦中作乐中，一天天被打发走了。冬去春来，我们又迎来了繁忙的春耕春播。

颜逸卿

    作者：应国光（原江滨农场知青）

    原载于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青青旱河》

宋宝安

把那时知青的业余生活描绘得生龙活虎，活灵活现。14连有个哈尔滨知青，一讲故事就是“”我们院儿“”。有一次他刚讲完，就有一个知青调侃地问，你们院儿是不是跟萝北县这么大？满屋哄堂大笑。

颜逸卿

宋宝安 发表于 2019-5-26 18:48
把那时知青的业余生活描绘得生龙活虎，活灵活现。14连有个哈尔滨知青，一讲故事就是“”我们院儿“”。有一 ...

    说起那个年代，居处带院儿的，确实不多见呢，难免显摆一把。

老土豆

应国光的“悄悄哼黄歌”中被发现违规瓷：
改过了就没啥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