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憾·思考·初悟

颜逸卿

震憾·思考·初悟

应国光

  我们这一代人回顾往事，常常会说60年代如何，70年代怎样。年代存在，是因为记忆，也因为记载。有的年代，有刀凿之痕，感到震撼，有了思考，也得初悟；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
  宛如我记不住我的出生年月样，也记不住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我的家在江南的一个偏穷古城，父母日常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比如，壬辰年七月初十，己亥年七月二十九。偶然说到公元年月，邻居老人也都要愣怔半晌。后来下乡黑龙江畔的农场，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为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褶标志着的岁月。
  我从70年代过来，纪录那个年代的一些事儿。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好像我心中的碎片。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那时开始；不幸，也都在那时埋下。

林彪坠机事件

  1971年的林彪事件，没过几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了。这是70年代发生的头一件大事。被写进党章的伟大领袖接班人出大事了，从1966年夏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至此神话与忠诚开始大打折扣。收听境外广播的哥几个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不是惊讶就是不信，继而震惊中漫出沉闷。虽然土坯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几个月后一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指导员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已忙活了一阵。先是连里领导到团部开会，跟中央委员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开会，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最基层农工，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由此可见，党内的斗争很复杂，虽然我们不知道详情，但从紧张形势可以看出，边境地区进入了战备状态。
  从上到下，还有什么比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痛苦的事情呢?连长指导员都是1958年转业军官，他俩从团部开会传达文件回来，也许心思太沉重，也许重任在肩头，有事没事都在连部呆着，很少说话，闷头抽烟。以前一讲到林彪，开口林总林帅，闭口林副主席，一脸的敬佩崇拜，如今一提及林彪，气就不打一处来，满脑门子官司：“都排行老二了，操他妈还想咋的？”“往哪儿跑不行，操他妈偏偏奔苏修！”东北是没有“操他妈”说不成话。但是只听“操他妈”就想歪了，它只是表示语气的助词。
  知青里大多数不不知事件底细，知道的也跟着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咋的啦？”连长说：“没啥副主席啦，林彪，连同志都不是了。” 我们装傻充愣，也是套话：“跑？咋扯上苏修了呢？”指导员接口：“咳，他自己有飞机呗。你们这些小王八羔子，哪个不听敌台！还装不知道！”
  《红楼梦》里有名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时不时玩一把，既能保护自己，也是一种娱乐。不过，当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武装起义”的谐音）传达下来的时候，令大多数人不禁义愤填膺，也让不少知青对林氏父子另眼看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倒是认可的。《纪要》中对老人家的行状刻画，头一次引起人们的思考；南北割江而治的老办法，又一次带进制度的想象……北方知青自恃正统不倒，南方知青担心战火重燃。对峙与统一，制度与战事，亚洲国家的老话题……
  《纪要》的行文口气，瞅着是“文革”初期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被提拔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不小。当年传达文件后，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些知青说着唠着挺来劲的，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似的。当然，开会学习依旧套话、口号，写发言稿还是文革腔、社论体，只是私底下议论纷纷，乐此不疲。
  说到开会学习，那年月从“天天读”到“学马列”，讲究“雷打不动”，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全连大会，就是班排小会。人们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烟筒”。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批林批孔”到《哥达纲领批判》，从“评水浒”到《反杜林论》，老职工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识字不多，整不明白这些，头都大了。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不过，开会学习对大家至少有一条好处，就是普及了世界地理知识，这不，前天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昨天柬埔寨的金边，今儿又是哪儿呢？噢，蒙古国的温都尔汗。
  坐在大宿舍炕上唠嗑，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知青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猜测，但从未有过动摇信念。我试图回顾整理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走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我和几个好友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宗教台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
  一位北京知青吟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奸污知青事件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是在游泳池读李庆霖的信，读到伤心处，连眼泪也流出来了，他关心知青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一石激起千重浪。李庆霖的信成为中央高层纠正不正之风和调整知青政策的一个契机。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青的人身权利，改善了知青的生活条件。
  中央先后发了（1973）21号、30号文件，要求各地“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严格地全面地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半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检查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办法：一是建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二是解决下乡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等实际困难。三是加强对下乡知青的培养教育。四是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五是对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六是作出知青到农村去扎根落户的规划。
  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青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继而被揭露出来的害群之马，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干部等。据说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黄砚田，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参谋长，48岁，河北迁西人，1944年入伍，1943年入党。二人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在2师师部宝泉岭被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庭公开宣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遂下发（1973）104号文件《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并在全国范围通报。
  随后，据有关《简报》说，1973年11月28日，云南省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庭在景洪县公开宣判十几名现役干部：第1师的独立营长贾小山被判死刑，连长张国良被判死刑，第4师18团的副参谋长被判16年徒刑，16团保卫科长被判6年徒刑……这仅是其中一批。而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陕西省、山西省、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队知识青年的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
  所谓“受迫害”实际是官方的定义，举凡下乡知青人身受到严重伤害，如受到殴打、批斗，女知青受到猥亵、奸污，乃至酿成的命案等等，都包括在内。当年有少数品质低下的农村（包括农场、兵团）的干部，乘人之危，对知青任意欺辱、摧残、迫害。文革期间的法制受到了空前践踏，为这种现象的滋蔓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到70年代初，知青受迫害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
  当狂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千万知青由城市席卷到广大农村、边疆以后，困厄知青的不仅是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窘迫，还有女知青被凌辱、猥亵、奸污、强奸。60年代末70年代初，究竟有多少女知青受迫害，确切数字将永远是个迷。事实上，迫于封建意识、社会舆论与专横权力的三重钳制，许多女知青在受到迫害后隐忍不发，在失去贞操后保持缄默。她们中的多数人是被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威逼、引诱、要挟等手段而失身，也有某些人是为了达到入党、上学、返城等目的，被迫屈从于权势的贪欲。
  在黑龙江、云南、内蒙等生产建设兵团里，这种权势往往来自现役干部。当年被揭露出来的奸污女知青的案件中，其情节之恶劣，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那个年代，到处都有“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标语，解放军威信和地位处于巅峰的状态，说解放军坏话就可能被扣上“毁我长城”的帽子。而这些被审判的现役干部，大多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到兵团工作后，仗恃“老本”为所欲为。直到军事法庭宣判，才明白资历、职权和军装，哪一样也救不了他了。
  记得当年传达中央文件或通报各地案件后，真相大白天下，真是骇人听闻，使人感到极大的震惊与愤怒。宿舍里顿时像炸开锅一般，大家议论纷纷，说啥的都有，甚至怀疑我团某些领导行为不端，联想团部有些女知青调动不正常。我从小就崇拜军人，也曾梦想参军，解放军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神圣的字眼。如今，大熔炉里出败类，军人同流氓划等号，我感到震撼，也觉困惑和迷惘，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军人崇高形象无疑大打折扣。我真的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知识竟是如此的浅薄，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后来上大学，才多少明白些。记得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16团的黄砚田、李耀东为例，从本质上说，我以为黄李并不是天生的坏人，出身贫农，种过地，扛过抢，打过仗，负过伤，还有立功的经历。但是黄李对权力的向往和崇拜往往导致更大的人身依附，而时代偏偏为他们提供了缺少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而建设兵团又以改造知青为己任，知青缺少起码的法律和人身保护，因此黄李在这里找到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中心磁场。
    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历史更有必要为后人所知。

颜逸卿

天安门事件

  回顾70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顾一部年代久远的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前途，1975年夏天开始在师部举办的“五·七”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学马列主义理论和农业生产知识，没有休息日，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学习自修16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
  新年伊始，哀乐声把我与这个世界又连到了一起。1976年1月9号，广播里哀乐声声，一个声音告诉人们，1月8号9点57分，周恩来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哭周总理，也是哭这个国家。1月11号，当周恩来的灵车驶经长安街，驶往八宝山的时候，百万男女老少自发地在寒风中肃立街头，满含悲痛的眼泪目送周总理离去……形成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人们既是哭总理，哭国家，也是哭自己。
  联合国总部闻此噩耗，也停止会议，为周恩来致哀一分钟，并降半旗以寄哀思，这是从来未有过的事。周恩来的逝世，也在国内投下巨大的阴影，一时间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试图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男女老少自发集会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被称为“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要命的是党内斗争尖锐复杂，同时也复印到天安门广场。几天后，报纸上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令人困惑不解；又将邓小平定为事件的“总后台”而再次被打倒，让人更觉荒唐。虽说此事件最终得以平反，但已是两年半以后，人们亦是伤痕累累。
  有关“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境内外广播里都能听到，说法种种。大家都在关注发生在几千里之外的事态，议论纷纷。那天哥几个唠嗑，过来几位当地女青年问：“天安门广场有多大？”身边没有北京知青，在场的人只有我到过天安门广场，我用手比划了一个长方形说：“与农业连队一块地号差不多，四五十垧地吧。”几位一齐惊呼：“哎吆喂，那得花费多少车水泥呀？”他们以为是大型水泥晒场。我又比划：“是一般大小的条石铺成的。”又一次惊讶：“哎吆喂，还不得开凿几座山啊？”“哎吆喂”是东北的惊叹表示，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噻”。惊叹时常常还会“哎吆妈呀”。
  我没想到，天安门事件竟会引起人们关心广场的大小。广场也许就是这样，大小有时也会与热闹气氛和悲伤程度成正比。我出生的地方，曾经到过的城市，大多都有个人民广场，能容纳几万到几十万人不等。印象中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于是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老百姓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是为了方便国家大典、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古代朝廷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1976年9月下旬，我探亲途中特意转道北京，北京好友陪我去天安门广场走走。他说：“清明时节，天却很冷，人们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我是跟我媳妇去看看的，刚到不一会儿就被挤散了。我看人们没想作什么乱，只是出于好奇，扎堆儿看热闹。” 结果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称之“广场效应”。
  我借读过手抄本《天安门诗抄》，里面的诗歌大多为仿古诗、打油体，文言和白话夹杂，读来让我联想到那本清代《天地会诗歌选》，水平多高不好说，但都是地道的民间诗歌，反映民意接地气，可谓“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呐喊”。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热爱，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是诗歌的主旋律，也是民众的正能量。后来有人总结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
  那天夜读《诗抄》，不由掩卷三叹，感触良多，遂写下自己的感受。其实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毛泽东逝世

  对中国人来说，1976年注定是灾难的一年，动荡的一年，重生的一年，眼泪流得最多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辞世，国人痛哭好总理；3月8日吉林陨石雨，3千石块从天而降；4月5日天安门事件，定性“反革命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人民痛失总司令；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超过40万人。
  1976年9月9日下午，团部向各基层连队下通知，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传达如此迅速，作为如此有效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猜到了一起，但谁也不敢说破。下午4时，从团部的广播喇叭、家属房宿舍的收音机里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向全国人民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于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伟人与世长辞，噩耗惊天动地，仿佛一夜之间天塌了一半，人们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以各种形式寄托哀思。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默默落泪，有人戴上黑纱。连队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组织一些人搭灵堂、扎纸花、做花圈。那几天很少有人出门办事，人们见面打个招呼有事说事，很少有人开玩笑说俏皮话，跟死了娘老子似的。相比而言，不少知青表情很复杂，很难猜透他们在想什么。
  9月18日下午，全国同时举行了毛泽东追悼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悼大会，团部自然也不例外，各连派代表前来参加追悼会，大约有上千人吧。在哀乐声中，全场气氛肃穆，人们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呜咽声起泪花飞，不久哭成了一片。太阳底下晒着，会场上开始有人站不住，甚至晕倒，老人多半是受累，被抬到救护站；也见有知青掺和，被扶到树荫下。经历过夏锄割麦考验的年轻人，哪能扛不住站着晒太阳呢？有人解释是悲痛过度，也有人解读是借机表演。现场大小干部老职工实在，都站得好好的，没有一个敢晕倒。
  追悼大会的气氛依然肃穆，大家深深为失去领袖而感到悲痛，又不约而同地为中国今后的命运担忧。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但凡运动，多半是短命的。喜欢运动的人，某些事、某些点或许是对的，但却无通盘考虑，亦无全局把握。结果，要么后面的事弄得一团糟，要么把自己闹成大笑话。“把一个国家的命运系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是危险的。”在那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热潮中，我们已经走到了顶峰状态，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人们思想已经颠狂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好在既然是登峰造极，也就意味着走到头了。
  晚上，人们聚拢大宿舍炕上唠嗑，渺茫心情与1971年冬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沉浸在自由表达的忧虑中。知青再次被“文革”中曾经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我们以往读书讨论、聊天争论，有过怀疑，也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或许更重要的潜伏在心里——我向何处去？我的前途在哪里？
  九月下旬，团里批准我享受探亲假，带着复杂的心情，我踏上了回温州的探亲之路。由于唐山地震过去不久，毛泽东也刚刚去世，我便从内蒙古转道去一趟北京。进了北京，感到气氛压抑，很明显，人们还沉浸在毛泽东逝世的巨大悲痛中。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天安门前的毛主席遗像，仿佛感到沉痛悼念的痕迹犹在。从匆匆赶路的北京人的脸上明显地可以看出，仍然未走出失去领袖的阴影，悲痛之情依然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人们依然还戴着黑纱、白花，表示对毛泽东逝世的哀悼。虽时临近国庆，但却没有一点儿国庆的喜气，每个人的心头都沉甸甸的，压抑得很。而今天看来，当时其实就是有一种浓郁的政治气氛，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有着一种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也是中国走向何处的关键时刻。
  后来才明白危机二字，是既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给测试决策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一刻，是人生、团体、社会发展的转折点，生死攸关、利益转移，有如分叉路。10月6日之后，我们在报刊上没有见到平时常见的几个“大人物”出现，一下子全没有了。这是为什么？许多我们平时听惯了的那些“流行”语言，怎么也一下子见不到了。中国当前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苦苦地在思索，悄悄地在议论。越来越明显的大事正在中国发生，但是谁也不敢说结局如何。
  尽管严密地封锁了消息，但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仍然从北京开始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慢慢地传播着，人们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笑的模样。终于，猜测、传言得到了证实。那时我正在温州探亲，见街上如潮的游行队伍，震天价响的鞭炮，释放人们压抑多年的愁苦。人们呼得三朋五友，大笑大叫着持螯把酒。我凝视碧空如洗的苍穹下，纷纷扬扬飘洒的纸片，分散，聚合，幻化成一张张喜悦的笑脸。我知道中国重生了，中国有希望了。
  金秋10月，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实际上也就是宣告了文革年代正式结束和共和国重新崛起。文革结束后，我国经过两年的徘徊与探索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国家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条件逐渐提高，社会环境渐渐好转。这一切都是我返城后所见到的。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北大荒度过了知青岁月。10年下乡，我在艰苦中锻炼，在迷惘中觉醒，在磨练中成长，一点一滴地收获真谛；10年沧桑：有失败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饱尝人间艰辛，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这是我在北大荒的那一段心路痕迹——感到震撼，有了思考，也得初悟，使我真正地认识了丑与美、伪与真、善与恶、生与死，使我真正地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是北大荒带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终身受益，永生难忘。

　  　注：作者系1968届温州知青，1969年4月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0团4连，返城前曾任21连连长。2013年9月退休前，历任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行长、浙江省分行高级专家等职。2017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个人文集《青青旱河》。

宋宝安

作者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大事，读来能让人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

黄成兴

林彪出事，据传，老外问总理，你们出什么事？总理回言:倒了二根木头，掉了几片叶子。

老土豆

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絮絮叨叨地，到底是为啥呢？
温州老友国光的话让人豁然：
“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历史更有必要为后人所知。”

老土豆

    “那天夜读《诗抄》，不由掩卷三叹，感触良多，遂写下自己的感受。其实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现在看，这是白白地天真了一场。

      

颜逸卿

宋宝安 发表于 2019-4-3 06:54
作者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大事，读来能让人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

   不要以为真相等待人们寻找。如果不正视历史，不可能认识真相，因为真相是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相，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真相，所以要求得认识真相的那些道理，真正有思索，把握问题的能力，才能真正认识真相，以重新审视历史。

颜逸卿

黄成兴 发表于 2019-4-3 11:24
林彪出事，据传，老外问总理，你们出什么事？总理回言:倒了二根木头，掉了几片叶子。

    四两拨千斤，外交家风范。

颜逸卿

老土豆 发表于 2019-4-6 16:25
都是快七十岁的人，絮絮叨叨地，到底是为啥呢？
温州老友国光的话让人豁然：

    俺也深以为然，故发家园交流。

宋宝安

颜逸卿 发表于 2019-4-6 16:51
不要以为真相等待人们寻找。如果不正视历史，不可能认识真相，因为真相是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相，不同 ...

         “真相”，就象一则广告词儿一样：现在的牙膏太多了，我也不知哪个牌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