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48年过去，看人们如何回忆和叙述这段历史。
“知青”这个名词是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代人的称谓，它凝聚了这代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他们的人生经历伴随着共和国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一同沉浮。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当年，在国家面临的困境时，他们别无选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他们充满青春气息的个体生命像蒲公英的花絮，在时代劲风的吹拂下，漫天飞舞。他们的足迹遍布广袤的田野，边疆，荒漠、山寨、水乡、林莽。他们将辉煌的青春梦遗落在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脱胎换骨，摸爬滚打。在社会最底层难以想象的贫困和落后中，他们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国情，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百废待兴；已到人生而立之年的知青一代人，满脸沧桑，以无限期待的焦灼目光，手挽手站在时代大拐点的地平线上；我们往何处去？这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由于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的废墟，正在积极考虑，如何从积重难返中解决文革遗留的一连串的社会问题，统筹解决涉及千家万户的知青上山下乡，1978年——1979年初，发生的云南知青提出的“我们要回家”的请愿上访，促成中央高层做出：“让娃娃们都回来”的决断。百万知青大返城，像雪崩一样冲溃了长达25年的知青上山下乡长堤。许多返城知青几乎是一切从零开始，在已经陌生的故土，他们匆匆忙忙在比较短促的时间里完成人生要分几个阶段完成的事；成家立业，求学就业，生儿育女。接踵而来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裹挟着他们，在新的生活中寻找自己新的位置。
在知青大返城后的第一个十年，知青这代人的话语表达，并没有频频出现在社会的媒体空间里，绝大多数知青此时正为生存而努力，他们还没有心情，也没有做好表达倾诉的准备。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沉默失声。因为，文革后，异军突起的知青文学振聋发聩，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以充满血泪的笔墨控诉了极左路线对知青一代的迫害，批判了作为文革的伴生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非理性。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曾经以《蹉跎岁月》奠定中国知青文学基石的上海知青作家叶幸，在90年代初，从贵州回到故乡上海，在巨大的时空反差前，他收集了一系列素材并且将它们典型化——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一些知青知青为了返城仓促地与当地配偶离婚，将子女遗留在南疆。在时隔15年后，这些孩子结伴来大上海寻找父母，写成小说《孽债》。小说以大上海林立的高楼大夏，拥挤狭窄的里弄，美丽而蛮荒的西双版纳的坝子，竹楼为不同的场景，叙述了五个家庭两代人的悲剧；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又被捅破，昨天的恶梦又来困扰这一代人已经平静的生活，而且使两代人心头再度流出脓血。这是非常令人无奈的现实生活。从而令人反思；“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死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活着”，形象地说明知青这代人不仅是时代的债权人，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参与灾难的制造，也是债务人。这部小说是对文革的深刻批判，显示了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既有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激扬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力作；也有老鬼的《血色黄昏》，以惊人的真实，唱了一曲“热血更凉，世界更冷”理想主义的挽歌。既有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知青眼中的陕北黄土高原忧伤的风俗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写出已经站在世纪交接点的知青们在时代转轨点面临的困惑与选择。还有钟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平淡的叙述，将知青的苦难淡化，最终走向参禅悟道，淡泊清冷。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以愤怒的控诉，幻灭的感伤，知青们的呐喊和抗争，构成这一时期知青文学的共同精神内涵。
知青文学热催生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知青文化热的形成。
知青作家们创作的知青文学作品，他们在作品中反映的知青年代难忘经历，塑造的一个个个性不同，血肉饱满的知青形象，他们在作品中宣泄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在广大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孽债》、《今夜有暴风雪》等在全国各地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上映，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孽债》在上海上映时，晚上八点开播，万人空巷，家家户户都在看《孽债》，该剧主题歌《在美丽的西双版纳》揪人心肠，撩起多少曾经有知青子女的千家万户的伤心往事。
从1990年开始，知青文化热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北京知青在军事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据悉，在半个月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北大荒知青来此参观。在展厅里有几株从北大荒运来的白桦树，落叶萧萧，象征着知青们不寻常的青葱岁月。接着在天津、成都、重庆、广州、南京、武汉、西安、昆明的知青们纷纷举办知青岁月回顾展。各地知青岁月回顾展促成各地先后出版了一大批知青回忆录，将第一波的知青文化热推向高潮。首先是北京、天津知青编写了北大荒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北大荒人名录》。知青作家梁晓声在《北大荒风云录》首发式上讲话；“只有穿过历史的思想才能面对现实，在心灵的阳光下任何艰辛，困难，忧愁，恐惧都可以用宽容的心境包容，而沉淀下来的，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永远的责任。”他的讲话表达了广大的知青这一代人已经超越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局限性，以深邃的目光去反思知青经历与整个民族的历史。
较早出版的北京知青回忆录有《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陕北知青回忆录）、《老插话当年》（山西知青回忆录），《青春方程式；北京55个女知青的自述》。这几部不同接受地区的知青回忆录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他们在哪个特定的时间，不同的地域的农村底层社会的酸甜苦辣，在绝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冲突中，知青和农民，知青和知青，知青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后人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的一手资料。他们不求文学价值，不溢美，不隐恶。重在写实，抒发真实的感情。把往日生活的原生态和个体的内心深处爱与恨袒露出来，实际上是一部初为狂热，继为彷徨，终为觉醒的知青心史。
成都知青推出一套《知青岁月书系》，其中《青春无悔》是集中反映成都去云南的兵团知青的经历；《知青档案》和《命运列车》是反映去各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人生经历。重庆知青在1992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和《热血冷泪》均为重庆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抗争。他们的集体回忆，记录了当年去云南的42000多四川知青的的激情，困惑与幻灭，他们不屈的抗争与呐喊！实际是一代人的青春档案。
武汉知青出版了第一本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封面大红色，黑越越的荒原上是一棵不倒的树，树上上方是一只张开的手掌，掌心有一双眼睛，这是一位武汉知青画家的前卫的版画作品，手掌和眼睛都是从毛泽东画像上截取的，隐喻了知青这代人与毛泽东的无法割舍的联系；挥手我前进！
上海有120多万知青，此时只出版了三本知青回忆录；金大陆主编的《苦难与风流》、《老知青写真》和季永贵主编的《东方十日谈》。旅居美国的上海女知青周励写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是一本引起争议的书；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文革期间大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和去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暴风雪中的小木屋的人生况味和毫无希望的爱情悲剧，多角度地反映那些从土插队到洋插队知青们人生抗争的波折。
南京知青任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生死悲歌》，叙述了他在1969年因为创作了一首抒发知青们怀念故乡和亲人的歌曲----《南京知青之歌》，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知青中传唱而被专政，身陷牢狱十年的苦难经历，控诉了在那些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年代，人的尊严被践踏的黑暗。同一时期，南京知青先后出版了《嵌入大地的青春》（到江苏各地农村插队知青回忆录）和南京去新疆阿瓦提的知青回忆录《这里曾是胡杨林》，南京去内蒙古插队知青回忆录《难忘的鄂尔多斯》。
福建的厦门知青谢春池主编了厦门知青回忆录《告诉后代》，福州知青出版了回忆录《永远的脚印》，文革前去江永插队的湖南长沙知青回忆录《我们一起走过》。湖南知青作家韩少功在主编《海南纪实》时，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20周年参加向全国知青征稿，该刊停刊后，他从推积如山的来稿中，选编了一本《辉煌的青春梦》，首次向外披露中国知青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战和发生在1978年---1979年的云南版纳知青大返城的内幕。
在90年代知青的集体回忆中，最让人落泪的作品是陕西作家白描采访写成的《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他写的是知青中命运最悲惨的那些和当地农民结婚的，再也不能返城的北京女知青。她们曾经给贫穷落后的黄土地带来现代文明，但是，特定的社会与地域环境酿成畸形的婚姻。她们忍受着因文化反差带来的冲突与歧视，被死死地禁锢在落后的小山村和小生产农耕樊篱中，吞咽着苦果。但是，她们以母亲般的胸怀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并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作了不屈的抗争。
这时期最震撼人心的知青群体回忆录是著名作家，成都赴云南知青邓贤写的纪实体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他以1978年五万云南知青大罢工，大绝食，北上请愿，大返城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沉默在昨天属于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发出一声更迭一声的呐喊！那是一千多万中国知青作过的恶梦。海内外的老知青们都是流泪读完它，有的读者甚至放声痛哭！作家以恢弘的历史气度，史诗般的笔墨感动了老作家王蒙，他评价说；“这里有残酷的真实，青春的魅力和危险，理性的破灭和执着。”这是来自澜沧江畔的悲壮的中国知青之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出版环境还比较宽松，绝大多数知青回忆录都是由国内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书报摊上都可以买到各种知青文学作品和知青回忆录等纪实类书刊。其中许多作品成为畅销书，甚至一版再版。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各地的知青回忆录基本是一种集体记忆，很少见到知青个体的回忆录，也没有多少在海外出版的。体现了知青历史上惯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九十年代的知青回忆录最明显的特点是；它们的主题基本上是“青春无悔”。它与体制的主旋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提出对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应该彻底否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知青认为“每一代人对自己的青春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知青这个称谓，今天成了有几份苦涩，几份自豪的名词。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的产生，发展直至消亡有其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与历史背景。它波及到城市成千上万个家庭，它延误了一代人的青春，也磨练造就了一代人，这是一只奇特的“种豆得瓜”的历史反刍现象。经过20多年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这一代人，反思这段个人命运伴随共和国命运沉浮的历史，必然会从心底发出“青春无悔”的深情呼唤，倾述对那个失去的春天的追怀。虽然时隔仅仅几年，在90年代末，在广大知青，特别是老三届知青对“青春无悔”这个命题提出质疑，甚至予以彻底的否定，因此而产生的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激烈争论，唇枪舌剑，各执一词，一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知青们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知青大返城后，各地知青又回到他们的故土，回到青年时代的原点，在纷至沓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怀着强烈失落感和时间错位的知青们，克服了迷惘与颓唐，在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上作调整，投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发扬了在农村和社会底层久经磨练的知青们特别能够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拼搏精神，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他们不仅重新找到在生活的位置，而且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青春无悔”，这是一代人走出苦难，迎接新时代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他们崭新的精神状态和业绩向时代和社会证明“我们是优秀的”。这些以集体记忆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展示了他们充满艰辛苦涩的知青岁月，绝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它所显示的思想光芒，性格力量，将带着无数青春的挫折和骄傲，构成当代中国奇异，悲壮的一页，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九十年代以集体记忆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不能仅仅归纳为是一种怀旧，其实质反映了知青这代人要求对历史和自身价值重新认识的文化心态。从昨天的中国知青梦中走出来的这一代人，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知青；在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当下，由于那段共同经历所经受的洗礼，使他们发出“青春无悔”的呼唤，表达了已经成熟的一代人强烈要求社会参与的呐喊！跨世纪的交替已经历史地将他们推到唱主角的时代大舞台前。
九十年代的第一波知青文化热，从1998年后到2007年，从辉煌走向低谷，无论是知青文学创作还是知青回忆录的出版都出现空前的冷清。曾经一度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在1998年后，难见到他们有力度的作品的问世，各种形式的知青出版物包括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也少见。这种大起大落，也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这十年知青文化退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知青这一代人所处的生存状态有关；与共和国命运同沉浮的知青这一代人，新世纪对他们来说，困惑与失落远远多于快乐。如果说30多年前，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今天却成为下午四五点钟的夕阳了，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惆怅与沉重。30多年前，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上山下乡，别无选择，为国分忧。1979年后知青大返城，他们花了差不多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奋斗，重新找到生活的位置。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安顿下来，恰恰又遭遇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又一次面临社会角色的“分层分流”（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隐形分层”，一部分知青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成为社会的白领阶层。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是显性分流，大批知青作为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经济体制的转型的各种机制和利益的碰撞，使这一庞大的群体又一次别无选择，再一次为国分忧，下岗离岗，成为社会转型成本的主体，再一次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新陈代谢是无情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却不是市场经济的过错。在社会转型的嬗变中，他们在体力，精力，能力，观念上都呈现明显的不足，很快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心理上陷入被社会抛弃的苍凉。对未来不再有奢望，当下生活的脚步又不能停下。他们依旧为生存而奋斗。与眼前的生存问题相比较，对文化的需求毕竟是奢侈的，他们根本有时间和心绪来回顾往事，这并非是他们对文化的漠然与拒绝。所以这一时期知青回忆录的出版稀少。
第二与中国文化生态的改变有关。从九十年代开始，处于社会转型嬗变中的文学，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全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整个文化事业日趋功利化，具有时代反思色彩的严肃文学不再是社会的关注中心，而日趋社会的边缘受到冷落。在这种社会文化生态的大环境中，知青文化的边缘化被冷落在预料之中。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批知青文学作品与知青回忆录问世，但是其中的平庸者居多，令人失望。不少作品缺少历史的反思精神，仍然沉陷在昨天的苦难与光荣的“自恋”状态。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知青文化价值观的争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张抗抗的《无法抚慰的岁月》的观点；“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地倾述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诸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另一位作家谢永的观点更为坦诚；“我们已经讲了不少青春无悔的故事，如果每一个人的过错都可以归罪于时代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罪人了”，他认为知青也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要是没有个人的反省，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有害的。如何走出“自恋”情结，使知青文化突围，成为有识之士的关注焦点。中央戏剧学院杨健教授说；“这一代人的生命实践，思想历程，被归纳到一个又一个思想主体中，暴露了知青一代人独立意志的缺失，知青群体的集体主义的光辉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在群体实质上已经不存在的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被束缚在集体幻想与陈旧的思想方式中”。新世纪的知青文化必须走出陈旧的思维的束缚，进行深度的理性反思，去寻找现代价值立场，从这种只有情绪，没有力量的自恋中突围，才能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这时大多数知青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许多知青早已经下岗，离岗，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为生存奔波，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再为衣食所忧。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人生深秋，暮然回首，许多往事，无论是风雨载途的知青岁月，还是辛辛苦苦的后知青时代的年年月月，都挥之不去。他们有了强烈的表达和倾述的欲望，现在他们有的是闲暇时间。同时，走过大半个世纪的这一代人，现在他们有平静的心绪来回顾并评说自己已经走过的路。这是对一代人价值追求的认定，不仅是告慰已经离去的人，也为后世留下一份可信的档案，因为这是由一个个体组合成的一代人的历史。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严峻性催生了这个庞大的群体“有话要说”的强烈愿望；从2002年后，知青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知青题材书籍的出版受到种种限制。2012年6月，在银川举办的全国第二十二届图书博览会上，知青出版物寥寥无几，参加博览会的全国近千家出版社，只有青岛出版社的梁晓声的小说《知青》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知青文库丛书”，有关部门干预不能用“中国知青”冠名，所有书的封面不能出现“知青”字样，虽然这些书都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畅销书。该出版社无奈只能将丛书名称改为“黑土地之歌”，“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许多出版社都婉拒知青题材的书稿，特别是纪实体的知青回忆录。2000年元月在北京建成的人类第三个千禧年的中华世纪坛落成，在空阔的地面上，用铜条镶嵌着2000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在2000多年前的商代，两个小国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但是，对文革的表述只有一条，对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1700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整整一代人的人口迁徙，一字未提。在当代中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被可怕地空白化了，这绝不是简单的遗忘，而是对严峻的历史的有选择的遗忘！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讳疾忌医的文化专制的表现！
从2008年至今全国各地问世的知青回忆录的准确数字是根本无法统计的，只能是一个模糊的估计数；近万种。这一时期的知青回忆录的总体特征有两点；一是集体记忆少了，大多数是个人自述；二是其中大多数是非正式出版物。由于体制对知青题材特别是纪实类出版的严格控制，几乎成为禁区，所以作者只能设法到港澳台或者欧美国家去出版，出版后书刊又大多数倒流回国内，因为绝大多数读者在国内。这类书在各地的新华书店和书摊上是不准出售的，所以基本上只能送人。更多的作者选择我不要任何书号，也不需要你审批，我们自己找一个印刷厂印出来，同样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分送给知青和其他关注知青群体的读者。写作并印刷一本回忆录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也花费了不少钱，但是作者和其亲友们非常高兴；这一本本散发油墨香味的书辑录了自己的历史，一代人的历史，还将传给后人，我完成了一种使命与责任，我心安理得了。国内许多图书馆非常重视这类来自民间的非正式出版物，纷纷收藏。如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资料室在2008年发文，告知国家图书馆对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收藏的重视，因为它们的史料价值更具有真实性与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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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3 23: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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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6 16: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