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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怡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端地被批斗、被殴打、被抄家、被关押，最后以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投入监狱，这个罪名就是父亲因为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表示了疑问说了几句话。这个惨无人道的悲剧，从1967年底在单位被批斗开始至1978年8 月被平反出狱，演绎了整整十年多。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影响几代人的灾难，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只是“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因言获罪事例的一件，但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五十年了，每当回忆起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禁不住会黯然泪下，悲痛欲绝，这不仅仅是父亲这一代人的经历过程，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血性记忆和理性思辨，在我的整个人生中，都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在我的心中消失。 父亲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建筑系（新中国成立后土木建筑系迁至同济大学），是一位优秀的建设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建国后，他更是抱着为国为民的信念，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中去。解放初父亲已是颇有经验和成绩的建筑工程师，曾担任上海市建工局建筑定额站站长、劳动工资科科长，是当年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签名的任命书，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一任命书。父亲遵循上级的指派，参与了首都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和上海的城市建设，比如著名的早期闵行新区的建设。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回家后还挑灯夜战，完成成堆的设计图纸、工程文件。妈妈和我们这些孩子们为父亲单薄瘦弱的身体担心，更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上出现了批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也有大字报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我父亲感觉到很不理解，就说“毛主席选集第三卷明明写着刘少奇是白区工作的模范，是好同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呢？”，还坚决地说“刘少奇同志是个好干部，不能打倒！” 父亲的言论是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的结果，也表示了他对党的热爱，完全是有根有据的。不知让谁给报告了单位的造反派，很快就遭到了残酷批斗。到了六八年初，批斗运动越来越激烈。我记得最残酷的一次批斗是在大年三十，天下着雨雪，寒风凛冽，造反派逼着父亲喊“打倒刘少奇”，他就是不喊，立刻就遭到凶恶的殴打，而后他们在父亲棉袄上用油漆写上“打倒刘少奇“字样，父亲立即把棉袄脱掉，造反派又狠狠地在他内衣上写上打倒口号，父亲又把内衣脱掉，这下可激怒了他们，说写在你衣服上你脱掉，那我们就用刀把“打倒刘少奇”的字样刻在你皮肉上，看你把皮也剥掉。就这样在那寒冷的雨雪天，我父亲被逼赤膊回到家中。刚到家，他们又凶神恶煞般地追到家里，逼迫父亲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父亲宁死不喊，结果又遭到这帮人的拳打脚踢，当时，我们姐妹几个都在边上，眼看他们殴打父亲，我们只是哭喊阻止，也无济于事。以后父亲单位里三天两头开批斗会，开始批斗会后还能回家，后来就不让回家了，被关进了“牛棚”（即关押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的地方），抽耳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还上了老虎凳。他们还把父亲残酷地摔打，像抛皮球一样摔来摔去，父亲身体瘦小单薄，怎能经得起他们这么残酷的殴打，被摔得遍体鳞伤，右脚当场骨折，留下伤痕终身残疾。后来，造反派又来家里抄家，翻箱倒柜、摔打物品，连地板都撬起来。父亲的许多英文版的建筑书籍被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而撕得满地都是，连父亲平时最喜欢的一把二胡也被摔得粉碎。 父亲的悲惨遭遇，严重影响了我们全家的正常生活。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学校也停了我母亲的课，让她一起认罪。父亲被关进“牛棚”后，工资全部停发，我们家的生活来源一下子全部断了，只能靠我母亲学校每月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那些日子，母亲每天以泪洗面，我们姐妹几个也为父亲担心，悲愤和忧愁充满着家里。我们姐妹大多被下乡，大姐到新疆，我和大妹去了黑龙江，家里只剩下小妹陪着孤苦伶仃的母亲。 1968年9月5日，是我赴黑龙江的日子。我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家里已经被抄得一贫如洗)，准备随同学坐大巴从学校出发到火车站。当时在学校大操场集合，我忽然在送行的队伍里看见了我父亲，我心里一阵激动，父亲能来送我，一定不容易，真不知他们单位怎么发了善心，放他出来送我。父亲站在人群的最后面，默默地跟着我，我清晰地看到他眼里含着泪水。望着父亲苍白消瘦的脸庞，我的心在流血，在造反派那样残忍的折磨拷打下，父亲不曾屈服于他们的淫威而流一滴眼泪，而此时，望着即将远走他乡的女儿，他却哭了！或许，他为自己的不公遭遇而悲愤；或许，他为自己的遭遇连累家庭子女而内疚，我想，父亲是不会屈服的，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要坚持到底的，这是父亲那一代人的良心！是祸是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里涌起，禁不住落下了泪水，挥手告别了父亲，踏上了去北大荒的路程。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到连队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姐姐的电报和来信，说父亲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被正式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分子”等罪名，被上海市中级法院判了十年刑期，隔日就将被押送到安徽白茅岭农场监狱。接到此信，我脑子里顿时“嗡”的一下，真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拿着信，背着大家走到宿舍后面小山坡上大哭了一场。我知道，这一判决，不仅是父亲要遭大难，一家人也会跟着受牵连，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了。第二天，我很幼稚地把姐姐给我的信交给了连长。没想到，从此以后，等着我的却是灾难，我成了“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被列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类。 我当时十六、七岁，应该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天真活泼的孩子，应该是在课堂上读书求学的学生。 但是，我不仅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大荒，接受“再教育”，还要比其他知青干更重更多的活，“你出身不好，更要好好劳动，别人干得了的，你要努力干，别人干不了的，你要抢着干（某领导语）。”。因为我是“反革命子女”！ 食堂烟囱倒了，碎砖块砸在我的头上肩上，满脸是血，我晕倒了，没人来管我，等我清醒过来，从砖堆里爬了出去，自己一个人跑到连队医务室，清洗了伤口，包扎了一下。当时人感觉晕晕乎乎的，又接着去干活了，因为我是“反革命子女”！ 后来我调到了砖瓦班工作。第一次挑泥，因太重挑不起来，当场就跪了下来，又硬撑着挑了起来，动作慢了点，就听到当时的领导在叫：“那个小反革命怎么还没挑过来，还不快点！” 我只能默默地挑着泥，眼泪止不住往掉下来。一天，我不知怎么吃了不洁的食物，又拉又吐，脸苍白，到医务室检查，炎症指标三个加号，当时走路都摇晃，更何况要去跳百来斤的泥桶，可是没有连长允许，不能请假。因为我是“反革命子女”！ …… 那一幕幕悲惨场景，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抹不去。 一直熬到1978年，刘少奇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让我们全家看到了一丝希望。我回到上海，着手给我父亲的冤案拟写申诉信，一遍又一遍地向各有关方面递交，强烈要求为父亲落实政策，彻底平反。 9月初，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给予父亲彻底平反的通知书寄到了连队，通知书上明确地指出：“因坚持正义，说公道话，为刘少奇同志遭诬鸣不平，是严重的政治迫害！” 那天我捧着通知书，泣不成声，悲愤交加。看着父亲因长期缺乏营养、受到非人待遇而留下的那张浮肿、呆滞的脸庞，我和妈妈姐妹们悲喜交加，唯一庆幸的是，我们都没死！我们还活着！ 由于遭到长达十年多的残酷折磨，父亲不仅得了一身疾病，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经常沉浸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要去居委会汇报“思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拿上大扫帚和铁桶，去扫大街，掏弄堂窨井的臭污泥。我们把扫帚和铁桶藏起来，但第二天他买了新的扫帚和铁桶，又上街了。我们都给他解释，已经平反了，不用去做这些事了！他说，“在白茅岭什么活不干呀！这点活算什么，我要活下去，就要干！”，有时，病得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休息，就这样，他一直这样干到去世。 父亲在家里亲人面前，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关心我们和孙辈；每天还看电视，但是，只看国际新闻，有时还会进行评论；还骑上自行车，去看自己参与建造的建筑和改革开放后的新建筑…… 十年，整整十年！我父亲因言获罪，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神经错乱，而我这十年，失去了最宝贵的青春，失去了最佳的读书机会，也失去了青年人应得到了的幸福和快乐。 五十年过去了，父亲也已去世多年。在我几十年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父亲那淡定、豁达和慈祥的面容始终出现在我脑海里，他正直、善良，努力执着的优良品质一直激励着我，去克服生活上一个个困难，去面对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 愿父亲在天堂快乐！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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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1 11:38:56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1 20: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