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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岁月走到这个年代 --- 北京知青赵兴禄的幸福生活 名山农场宣传部 罗永占 2008年春节刚过，赵兴禄急匆匆地告别家人，由北京返回他工作的名山农场。北去的列车平缓地向前行驶，而此时赵兴禄却一改过去依依不舍的心情，恨不能一下飞回到农场。在北京的家里，春节的余兴未散，他就收到内退的消息，本来很平静的心情此时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到北大荒一晃就40年了，赵兴禄随来却未随往。在大批知青想方设法返城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地将生活的根扎在了北大荒，如今，他几十年的工作经历终结了。 1969年9月，年仅16岁的赵兴禄随着大批知青来到北大荒，艰苦而单调的生活将他来时那种奇怪的想法碾得粉碎。那时，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送行的家人和即将启程的知青密密麻麻地汇成了人海，有的家长承受不住离别的痛苦哭的晕了过去，赵兴禄此时却像一个成熟的大人坐在车上冷眼旁观着这个似乎有点生离死别意味的场面。由于自己出身资本家，社会对家庭成份的歧视使他始终生活在一种阴影之中。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两国战争一触即发，一直比较压抑的赵兴禄好像终于找到了一种解脱的方式，他想，人要是活到30岁还过着十分平淡的生活那还不如死去。中苏战争已经不远，黑龙江建设兵团就在战争的前线，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挑战，因此，赵兴禄毫不犹豫地报名来到了北大荒。 来到亘古荒原，此时这里与战争擦肩而过，他想象中的战火硝烟变成了和平年代的战天斗地。16岁的年龄承载着一副瘦弱的身体，但却无法逃避繁重的劳动。当他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冰冷的床板上，不禁为自己当时的幼稚感到可笑。 兵团时期的北大荒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刚来的头几年，赵兴禄当过农工，干过基建，烧过窑，脫过坯，还放过牛。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他瘦小的身体拿着锄头在千余米的垄上周而复始地铲着荒草，一望无际的田野使他感到这样的人生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心里不禁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在严寒的冬季，晚上戴着棉帽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缓霜时棉被已经和挂满霜的墙面粘连在一起，牙膏也被冻成了冰砣，赵兴禄的未成年阶段在它的尾声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经过这种生活的磨炼，他瘦小的身躯里逐渐变得坚韧起来，他较快地适应了这种艰苦的生活，过早地具有了成年人的气质。 头脑聪明的人会在任何情况下找到机巧。赵兴禄虽然只上过六年学，但是他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善于琢磨，在智商方面明显地高人一筹，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小狐狸”。在基建排盖房时，他和另一位知青挑水和泥，一担60多斤重，他每天要挑近200担水，有时一次挑4桶还供不上大工师傅用泥。由于盖房子地点离学校很近，又是接近秋天，正是卖香瓜的季节，赵兴禄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是挖了一条由水井通往泥堆的水沟，然后买了一个大香瓜，用一根细木棍一头插在香瓜上，另一头绑上一块石头沉在水里，这样，香瓜就飘在井水里，学生下课时到井边喝水，看到井里飘着一个大香瓜，就用水桶企图打捞那个香瓜，结果打上来的是一桶水，倒掉，不甘心地反复打捞，就是捞不上来，就这样持续了3天，赵兴禄能有时间坐在井边欣赏自己的杰作，心里在偷偷地乐。但是好景不长，脾气暴躁的师傅发现了问题，想办法把那个香瓜捞了上来，还把他说了一顿，赵兴禄只好继续用他瘦小的身体一担担地跳水，回味之余，他仍为自己的这番成功而得意。 虽然劳动是繁重的，但是赵兴禄喜欢学习的习惯将他的疲劳冲淡。在闲暇时他一般都躲在宿舍里看书，这也使他的心能够静下来，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弥补过去上学时的缺憾。看到当时连队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他对农业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粗种100垧不如精种80垧。队领导看他聪明好学，就把他调到科研班，从此以后，赵兴禄把热情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他负责良种繁育实验，他通过对比试验，每年培育出20多吨玉米、大豆、小麦和谷子品种，当时，他所在的第14生产队成为农场和附近村镇良种的供应基地，5年以后，赵兴禄由农业技术员提拔为农业副队长。 1985年，农场建场以来又一次重大的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农业生产由过去的生产队经营改为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并且实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两费自理。就在这一年，赵兴禄在担任生产队主要领导和承租土地的两种选择中，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后者，那一年，他和15队的另一名职工联合承租了120 公顷耕地，凭着他的技术和管理，在其他承包组都亏损挂账的情况下，他们却实现盈利，之后，赵兴禄又与另一位职工合作承租120公顷别人不愿意租种的质量较差的耕地，那一年，在别人大都亏损的情况下，他挣了7万元钱，在他的人生中淘到了第一桶金。在他的工作生涯中，他先后辗转了3个生产队担任农业副队长兼技术员，每到一处，该单位粮食产量都明显提高。 1981年，赵兴禄和中学教师于乐兰走进了婚姻殿堂。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他们的恋爱过程既简单又复杂。 赵兴禄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再加上家庭成分问题，他曾对于婚姻非常自卑，因此平时和女性很少接触。他曾经下过终生不娶的决心，后来由于于乐兰的一种麻烦，才使他改变了这种想法。 于乐兰出生在山东农村，1岁时父母离异，她随了父亲。性格怪异的父亲对她根本就不负责任，她只好跟着奶奶在一起生活。6岁时，奶奶不幸病故，面对生活的不幸，她几乎绝望，曾两次跳井自杀，都被人及时救了上来。在她13岁时，自私的父亲为了一笔彩礼要将她强行嫁人，无奈之下，她跟着一位同村的老乡偷偷跑到名山农场的姑姑家，在姑姑的资助下上完了初中，又在姐姐、姐夫的资助下上完了高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农场14队任教，好强的于乐兰始终怀抱着上大学的愿望刻苦复习，此时的赵兴禄在国家恢复高考之后也怦然心动，她让在北京的姐姐邮来一些复习资料，由于他的宿舍离学校很近，两个人就这样在共同的目标下相识了。当时，赵兴禄也没有把这件事看成自己婚姻的一次机遇，后来，于乐兰的父亲从山东追了过来，依然强迫女儿回去嫁人，于乐兰感到这次厄运难逃，独自一人跑到偏僻的树林里藏了1天，并再一次想过自杀。为了帮助于乐兰解脱这种困境，在别人的撮合下，赵兴禄找到了于乐兰的父亲，自称是于乐兰的男朋友，并且与那位贪心的老人签了一份提供他返回山东的路费、每月寄给他15元生活费以及平时做小生意本钱的协议，这时于乐兰的父亲才善罢甘休。协议签订后，赵兴禄彻底放弃了终生不娶的念头和于乐兰履行了结婚登记的手续。在他们结婚的当年，于乐兰考入鹤岗师范学校，赵兴禄又资助她完成学业，直到1983年，两个人才真正生活在一起。 赵兴禄比妻子于乐兰大9岁，有一次他对妻子说：“我们是在一种同情心的驱使下才结合到一起的”。妻子问他：“你不返城后不后悔？”，赵兴禄说：“我不想违心的做事，更不能违心做人，就这么走，对北大荒是不公道的，所以从不后悔”。妻子听完会心地笑了。1984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1993年，儿子在小学三年级时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户口迁入北京，儿子由此成为北京人。为了照顾孩子，于乐兰只好放弃自己的工作来到北京照顾孩子，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2004年，他们的儿子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15年里，赵兴禄一人留在了农场，他每年在春节奔波于农场与北京之间，赵兴禄风趣地说：“北京是生我的母亲，北大荒是育我的母亲，生我的母亲给了我的童年，我将人生的大半交给了育我的母亲，所以我要把自己生活的根留在农场，把生命的根留在北京。我一生中有两个母亲，我是幸运的”。 2008年初，农场党委为了照顾他，批准他内退。按常理说，他两地奔波的生活该结束了，可是赵兴禄却没有回北京的打算。他依然深深眷恋着这块土地，他说：“农家自有农家乐，我还要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更充实一些”。 什么叫做幸福？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会有不同的诠释。有的人将高官厚禄当作一生追逐的目标；有的人将荣华富贵当作幸福的标准；还有的人认为享受天伦之乐就是一种幸福，而赵兴禄对幸福却简单的理解为随心随所愿，做自己想做的事，做成自己想做的事。40年来，赵兴禄总是在低调地经营者自己的幸福。如今，他在北京宣武区有了一个62平方米的属于自己的家，成绩非常优秀的儿子今年就要毕业，妻子也在北京小学工作，赵兴禄在农场依然经营者自己的30 公顷土地。从85年承包到现在的23年里，赵兴禄经营的耕地已经超过农场的一个小型生产队，粮食累计可达2000余吨。他与妻子两地分居，距离使他们的感情与日俱增，赵兴禄如此解释他与妻子的感情：“由同情升华为深情，这个过程是在农场和首都之间实现的”。 从那个岁月走到这个年代，赵兴禄就是这样低调的走过了这40年。他说：“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再平常不过的人，就是因为自己是平常人，才会容易满足，才最容易得到幸福”。 是啊，作为一位北京知青，赵兴禄最大的成就，就是他耕耘的是黑土地，收获的却是正直的性格和人生的幸福。 200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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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8 22:03:47
发表于 2013-4-9 09:3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