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知青下乡期间的损失 应列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上海市人大代表李飞康
国务院公布的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没有将“还旧债”的问题列入其中，是有失公正的。“还旧债”，是指部份群体因种种原因，自身利益受到损失后，政府给予经济补偿。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对历史上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遭受错误打击的人员予以经济补偿等等，全都属于“还旧债”的范围。
在文革期间，以国家名义所发动所组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1979年结束时，由于当时的各级领导，也包括知青自己，对这场运动的认识都很模糊。正因如此，国家也不可能想到要为蒙受苦难的知青群体予以经济补偿；知青及他们的父母当时也仅仅是满足于能返城就行，根本也不可能想到经济补偿一类要求。但是，当时没有想到不等于以后不会想到。
从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今已有45年了。当时，上海的六六、六七届初高中学生，除部份去了工厂，将近一半去了农村。尤其是六八、六九届初高中学生，无论是刚成年的或是未成年的，以“一片红”的形式，全都被上山下乡了。在国家面临的危难之际，上海知青以上山下乡的方式，为社会的稳定承担了义务。一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专家指出：没有老三届学生的上山下乡，当时的城市将会更乱更加动荡，社会更加混乱。仅就这一点来讲，知青是有功的。
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十年下乡期间，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给知青的健康、尤其是对一大批未成年人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知青在农村，看病吃饭的钱；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要靠父母资助。当时所遇到的困难，都由知青的父母承担了。一贫如洗的知青回城后，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没有一技之长，在后来的的改革中又遭遇了下岗失业的厄运。
知青的生活经历，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中都有反映。那些故事那些细节，基本上是真实的。不堪回首的这一段历史虽已过去，但过去了不等于就没事了。
现在，知青要求经济补偿，就是对 “分配讲公平”对“还旧债”的理解，党和政府有责任回应知青的呼声，也有责任为以往政府的过错埋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做了不少为纠错而埋单的好事，如“将知青在插队期间的务农时间也计算工龄”就是其中一例，但这是不够的。
知青在农村中遭受的苦难，绝非那些“农家乐”式的、花花草草的回忆录所描述的那样。真实的知青生活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是“很苦”的，就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歧山说的那样“尝过挨饿的滋味”。
如今，贡献了美好青春的一代知青已成了老龄族一员。收入低病痛多，知青的现状让人看了心酸。为了抚平一代知青心中的伤痛，建议采用对下乡期间的工龄进行补贴的方式，还历史欠下的一笔旧账。
工龄补贴，是对知青的实际务农时间作出补偿。所谓实际务农时间，是指在农村、农场的实际干活时间；凡是在上山下乡期间上学参军的、进工厂进机关的，只要是脱离了农村、农场的，这段时间不能算作务农时间，要剔除出去。用通俗的话说，叫有一年算一年，有一年补一年。
提出工龄补贴的方式，考虑其简便易行容易操作，至于补多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次，要向下乡时属未成年的68、69、70届初中毕业生要给予重点补偿；更要给予在农村、农场期间因干活、或因遭遇错误处理而受伤致残的、病故的、失踪的、牺牲的知青父母一次性补偿，这一点在79年后的35年里被遗漏了。
第三，经济补偿的事项由当年知青输出地的政府承担。大批知青去农村后，所在的城市因此减轻了负担，是得益者。现在，为当年的知青提供帮助也是合情合理的。
实施补偿，体现的是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理念。尽早的为在苦难中熬过来的一代人给予帮助，是时候了。
为了国家的百年稳定，希望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制定本市的“收入分配方案”时，应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考虑在内，不要再留尾巴，确保今后不再发生因历史问题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201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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