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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土豆

被软刀子扼杀的思想者

十四团  哈尔滨知青

       又到高考阶段，不禁让我浮想联翩。高考无疑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对知青来说，77年的首届恢复高考来的太迟了，带来的不仅是命运的转机，更是满腹的辛酸。
      我所认识的潘大个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天津知青，六六届老高三。当年在团里对他小有耳闻，不是缘于他的才华，而是他自以为是引来的非议，让他名声鹊起。
      光阴似箭，很快到了79年，我和老伴当年刚刚有了自己的家。我已经调到儿时的家门口，当年的哈尔滨科技大学工作，刚有了一间福利住房。老伴在校园里散步时巧遇潘大个。几年不见，岁月留痕，多了几份成熟，添了几多沧桑。相反，当年落魄是人生狼狈的极致，并没削弱而今的英气焕发，他还是让人耳目一新。虽然够不上他乡遇故知，还是让人喜出望外。他也没客气，应约到我家作客。
      我和他在团里不熟，还是认识。和子弟校教师大部分都有来往，宿舍相距不远，彼此都有耳闻。很快，他的侃侃而谈还是让我知悉了他当年的遭遇。本来，他在团里当中学教师，是个令人垂涎的工作，应格外珍惜，那就应该小心翼翼、谨言慎行。
      忘了是具体那年，大约是72年，他在团部子弟校干得好好的，身为中学教师又是祸从嘴出，在一次类似把犟眼子的辩论中，被人攥住话把，他不服软，硬撑，结果惊动了团里某些现役军人极左分子，立刻被严打。被定为现行送到连队劳动教养，以观后效，因当时团里尚无权定性和收押政治犯。
      他不明不白到了七连北京庄，老职工把他当成危险分子，知青把他看成另类，他被严格孤立了。白天，他形只影单，一人孤零零的出入，干活、吃饭，没人搭理他；他也知趣的不和人接近，整日无语，完全是个多余的人。有同情心的知青，不知原委，也不敢贸然接近他，他也有意回避，无形的高墙把他从人世间完全隔离了，不是囚犯、胜是囚犯的日子过了很长。我老伴适逢当年是北京庄的副连长，我问起当年有关他的事情，回答是团里有关人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只是说他思想问题严重，我们也不敢深究。这在当年是很流行的，可以叫隔离审查吧！
   当年团部子弟中学是知青老高中知青聚堆的地方，心高气傲不免文人相轻。加之彼此都自命不凡，谈吐起来标榜高雅，难免要出格。那是个思想禁锢的年代，稍有出格便会被定性为离经叛道，张志新不就一次发言被追究而在那年月被处决的吗？
      本来，他也没想到会祸起萧墙。在一次理论学习会上，谈到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本来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没人认真，偏偏赶上有人想以此为敲门砖，他的莫测高深的假正经惹得大家反胃，大家就轮流旁敲侧击，弄得他下不了台。偏偏赶上潘大子收尾不好，留下话把。没成想团里的组织股长是现役军人，又极左，找他发难。不成想潘大个不买账，和人家辩论。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老潘还不知趣。张股长和颜悦色，其实是步步陷阱。老潘还津津乐道：对立统一规律表明，进步和落后总要相伴始终，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总要斗争下去，辩证法万岁也不能否认形而上学的相反作用；也得相随万年。张股长不愿再纠缠了，老潘鼓吹“形而上学万岁”的罪名成立。老潘顶撞现役军人，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就要吃吃苦头；大帽子一压好几年。
       几年过后，不知那股风吹得现役军人张股长反思了，老潘的问题不能总是不明不白，况且鼓吹“形而上学万岁”的罪名都是莫须有，也拿不到桌面上，但老潘的几年隔离审查轰动很大，弄不好会惹一身腥。张股长不愧是政工高手，找老潘谈，承认处理不当。但没定性，够不上冤假错案，更谈不上公开平反。到连队劳动是正常的，没什么可委屈的。老潘开始态度强硬，心中有数要扩大影响。张股长看硬的不行，干脆来软的。于是许愿哈尔滨有一批特困招工名额，要哈尔滨知青，可以特批天津知青的潘大个回哈尔滨工作。老潘服软了，于是成了大型国企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正式职工。
       是金子总会发光，转年赶上恢复高考，老潘以高出录取线100分的成绩被录取。那是77年高考四科每课100分，数学额外加20分，总分420分。普通学生240分可录取，他等于考了340分以上。由于是中断十一年恢复的高考，老高三的年岁已大，他被师范院校优先录取。中学教师是他的伤心地，他不愿重温旧梦，毅然放弃了宝贵的上学机会。有了高考的出色发挥，他增强了自信。第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隶属中科院的哈尔滨科技大学。他考虑实际，录取学校离他家几百米，不想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
       因祸得福，他返城成了大龄青年，介绍对象踏破门槛，很快步入婚姻殿堂。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了，又带着工资上学，没有后顾之忧，单等毕业再进新台阶。天有不测风云，一件也是学潮（不是89学潮）的事情把他卷入，当时他是班长，年岁最大，有呼风唤雨的影响。
       那时，他经常到我家闲坐，一来有共同语言，而来和他们那些老师都很熟，是我儿时的邻居，我从幕后得知，上边对学潮很反感，加上学校书记是文革中失落的国家七级干部，比省长还大，被他抓现行几乎没有平反可能。我警告他别出风头。在学生静坐示威最后和省领导谈判时，他借故有急事没能在场。他估算可能结束了，假装急事刚刚处理完赶到现场，不成想谈判正陷入僵局。同学想遇到救星把他推到前台，他既不敢违背学生意愿，有不能开罪省领导，结果学生和省领导都认为他不起好作用，是幕后黑手。
       那时，迫害是不可能落到他头上，可毕业留校任教却不可能了，尽管他作为教师的成绩和口才公认没问题。失落和遗憾伴他结束了四年大学生活，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让他情绪低落，知道我也帮不上忙，没告辞就离去了。在校期间，他连续两个儿子都出生就夭折了，大夫说病历罕见，只有近亲结婚才可能有此后果。他不可能是近亲，和爱人一个天津一个哈尔滨。他和我学述，孩子刚刚出生就有眼神，愣愣的看着他可以转头寻他，没几天就离去，让他痛彻无奈。可能有思想的婴儿也短命。几年后，他告知我，到了交通专科学校任教。
       一次我去看他，他招待我小酌，却要远离校门的就近小店。他告诉我，那几个小店都是校长司机开的，轻易挣大钱导致饭菜贵，那里说话还不方便。潘大个还是很有思想，可贵的是不趋炎附势，可悲的是树大招风。不知他说的校长是否为和韩桂芝有染的、后来提升为副省长的付某。
       又过了几年，说他回天津了。我仅能遥遥祝福他落叶归根，会如鱼得水。
       近几年，传来噩耗说潘大个已经病故了，又通过几个途径得知消息是准确的。我还是不相信是真的，眼前又浮现出北大荒孤零零的身影，高高的个子低垂的头，无人理睬的可怜相。又回味出大学校园风流倜傥的得意，和毕业前夕的忧心忡忡。这些都如同昨日。
        知青是一个跨越十几年的称谓，拿我们刚下乡而论，用老高三和六九届相比，年岁相差七八岁之多，再往后，下乡持续了很多年，知青前后加起来十多年，整整一代人。知青的人生阅历和感悟自然相差很多，但在那个年月应声虫好过，有思想无疑会成另类，不会有好下场。
        当年，即使是知青，也没有人过多关心他的冤假。就像文革初期，街头红卫兵暴打无辜，当年叫惩处黑帮，有几个正义感上前阻止？同样，在一个病态的年代，一个知青受辱，靠几个人的同情过问就能解救吗？他的遭遇只能怪他时运不济，只能偷偷的自我救渎。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苛求当年的心理状态。这只能是当年滴血花絮的普通一支吧。
         返城后的高考，以后到高校的任教，命运似乎有了转机，可最后还是命丧黄泉，尽管他不像张志新那样拼死抗争，用献血和生命捍卫尊严和信仰，可他是被软刀子扼杀的思想者，太可惜了。不是时运不济，是北大荒留给的内伤太重了，发作起来轻易可以要他的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