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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少爷
退休后有时间了，阅读也变得从容不迫。开卷有益，温故知新，重读名著成了我退休生活中的一件乐事。这阵子未外出旅游，便静下心来重新读了巴金的《家》和老舍的《四世同堂》。读后深切感到，这两部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两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的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两部作品都描写了中国旧时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两位杰出的文学大师通过他们如椽之笔，生动地展示了两个大家庭中一幅幅悲欢离合，兴旺衰落的生活画卷。尤其可贵的是，书中的男女老幼，众多人物，一个个都栩栩如生，十分鲜活。这次阅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家》中的觉新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把这两个人物比较一下，思考一番，便有了新的阅读感受。
觉新与瑞宣都是四世同堂大家庭中的长孙、大少爷，都知书达礼，温和文雅，有对学业的追求和美好理想。然而现实的生活都使他们的理想化为泡沫。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他们难以展翅高飞，犹如上了套的牛，被牢牢地拴在了家庭的磨盘上。
两个大少爷都是大家庭中的当家人，正直善良，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挑起家庭重担。在大家庭中皆称得上既是孝子贤孙，又是慈父良兄。
两个大少爷都有着软弱与寡断的弱点。觉新在封建家庭内部的阴谋陷害、险恶倾轧的一再打击下，他处处退让，事事容忍。对长辈的任何训令都点头照办，不敢说半句反抗的话。瑞宣正直，但也软弱。他受过新教育，可是须替旧伦理尽义务。他没有一时一刻忘了他的理想，可是整天、整月、整年的，他须为人情与一家大小的饱暖去工作操劳。他有良心，但缺少胆气。
两个大少爷都能委曲求全，为了维系大家庭的和睦、安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就连在处理个人婚姻大事上，两人的情况也有着相似之处。觉新和瑞宣都被迫服从了长辈为他们选择、决定的婚事，虽然一个是痛哭一场，一个是苦笑一番。
两个大少爷在相似的性格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觉新，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兴亡，承受来自各方的打击，他的软弱性格主要表现为不敢违抗封建家法，处处逆来顺受，给人一种悲哀的感觉。瑞宣，更多的是为了民族兴亡，承受四面八方的压力，他的软弱性格主要体现在难以做到忠孝双全，常常左右为难，透出一种忧愤的气质。
在生活中，觉新始终对封建大家庭有留恋，有幻想，总想以改良的方式调和各种矛盾，使大家庭继续存在下去。觉新清楚地看到，这个绅士家庭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有仇恨和斗争。他为了保持大家庭的安宁，觉新的处世方法是，极力避免跟四婶、五婶、陈姨太等的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替她们买东西。总之他牺牲了部分时间去讨好她们欢心，只是为了使这个大家庭能安静地过日子。每当高家新旧两种力量的矛盾冲突的时候，他往往总是不自觉地从封建传统观念出发，首先顺从长辈们的意志。在觉慧离家出走的问题上，他曾用哀求的声音劝阻觉慧：“三弟，你不能走，凡事总得忍耐。”在对待觉民抗婚的问题上，他也曾劝觉民：“祖父的命令应当遵守，自己作主的话是不好对爷爷说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只有做牺牲的资格。”祖父阻止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而把他关在家里，命令觉新好好管他。觉新唯唯应着，又再三地极力劝说弟弟，直到弟弟勉强答应，他才露出欣慰的脸色，满意地笑了。这些言行都体现了觉新逆来顺受，懦弱妥协的性格特点。虽然，他也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对封建势力表示过不满，后来对封建家庭的判逆者在暗中有过支持和帮助，但总体来说，在生活中他是个软弱的悲剧形象。他与两个弟弟的思想差距是很大的。他只是在口头上，道理上接受了某些新思想，而在感情上，行动上都留恋旧的家庭秩序。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一味忍受顺从，从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即使在封建长辈们别有用心地逼迫他的妻子到郊外去分娩的时候，觉新仍然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顺从了他们。从心里来说，觉新是根本不愿意叫妻子搬到城外去的，但却不敢不服从。他哀叹：“我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我只好听大家的话。”可见，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对觉新的毒害是何等之深。瑞珏临死前，作品描写了觉新一大段心理活动，这是更深地开掘觉新一生悲哀的感情。瑞珏在房内“哇……痛啊 ……我痛啊 ……”凄惨地哭叫，关在门外的觉新，任他推门，捶门，恐怖愤怒地高叫，但都不能见痛苦的妻子一面。直到瑞珏生命垂危，悲恸地哀叫：“明轩，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救我……”这两扇油漆脱落的门依然冷酷地隔断了恩爱的夫妻。这是令人灵魂颤抖的描写！这是对黑暗强有力的鞭挞！觉新屈从封建制度，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可是，封建秩序却不给他一点情面。连这个孝子贤孙赖以活在人世间的一点精神慰藉也夺走了！我相信，凡是读了《家》的人，都会对封建制度的凶残、专横产生极大的厌恶，同时对觉新的软弱也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不禁强烈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生活在沦陷区的瑞宣给人的印象，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其整体基调是向上的。虽然在生活中他也事事忍让，思想上也充满矛盾痛苦，但同觉新的矛盾痛苦不同，瑞宣的思想矛盾集中点是报国和顾家，作好男儿和当好子孙的矛盾。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复杂的心理冲突。瑞宣性格的复杂性同觉新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从他痛苦的内心世界里，我们常常可以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感情。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为了全家老少不至饿死，瑞宣在前英国使馆外交官富善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点事情做，当了富善先生的助手。瑞宣无勇气出走是为了养家，而养家就要找“洋事”，找到了，反而产生了无地自容的感觉，难怪以做洋事为荣的丁约翰向他送礼道贺的时候，他脸红了，他对丁约翰说：“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绝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丁约翰当然不明白瑞宣的意思，但是读者却从瑞宣自悔感情中，觉着了他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诚心。细读作品后，我们会体会到，瑞宣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闪光的东西，那就是亡国之痛的爱国激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心”，北平沦陷后，瑞宣处处睹物伤情。走在街上，他心里总感到空虚和不安，街上清冷的空气也会使他感到“耻辱的外表是寂静”。在护国寺街的花厂门口，看到一些败叶残花，他也会觉得仿佛丢失了一些什么重要东西，他对自己说，“亡了国就没有了美！”在钱家，他一眼看到孟石的尸体和痛哭的妇人，他心中马上忘了棺材，装殓，埋葬，那些实际的事，而由孟石身上看到一部亡国史，他哭出了声。多日来的羞愧，忧郁，因循，不得已，一股脑儿都哭了出来。他不是专为哭一位亡友，而是多一半哭北平的灭亡与耻辱。在教堂的学校，他从窦神父的脸上看到人类的恶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受不了这种蔑视，尽管在动乱年月谋职极难，他仍愤然辞职。他对三弟说：“一想起窦神父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气！连神父都这样看不起咱们，别人更可想见了！我再低头装窝囊废，世界上就恐怕没有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瑞宣对自己未能参加抗战，一直羞愧不安，甚至被关在日本宪兵的监狱里，面临死亡威胁时，内心仍深深自责。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使他欣喜万分，“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关岳武穆的《满江红》”。他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的播音记录。在那充满耻辱与悲苦的年月里，瑞宣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忍受了多少苦也不为占领者服务。用他的话来说，是“完全不食周粟！积极的，我没有作出任何事来；消极的，我可是保住了个人的清白！”他支持三弟奔赴抗日战场，临别时语重心长地对三弟说：“五分钟的热气能使任何人登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而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记住我这几句话，老三！记住了，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这些滚烫的话语是瑞宣深埋在心底的爱国激情的喷涌！
觉新与瑞宣的艺术形象在我脑子里久久萦绕着，也让我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想，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性格差异，拟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是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人的性格不是自身形成的，性格是环境的产物，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所赖以生长，活动的特殊天地。觉新和瑞宣这两个典型人物在所处的不同客观环境中，他们的性格发展亦就形成某种差异。
觉新出生于十九世纪末四川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摇摇欲坠，日薄西山。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其日趋灭亡的命运，在残酷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大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诗礼传家”的高氏大家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的一个细胞和缩影，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这一特点。四世同堂的高家，实际上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王国，高老太爷就是这个王国中的专制君主。在高家，他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法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说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怎样做，就要怎样做！”在他看来，晚辈在长辈面前，就要处处事事绝对服从，不允许有任何违逆的表示，否则，就是不孝。所以高老太爷在家中用来教育子孙的，也完全是那些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等封建伦理道德。即使在“五四”运动暴发后，这位封建遗老要觉慧在家所读的还是什么《刘芷堂先生教孝戒滛浅训》、教觉英、觉群、觉世、淑贞等读的也是《孝经》、《女四书》、《烈女传》之类。在《家》这部作品中，作者对觉新那些小弟妹读书生活的简洁描绘写，实际上也是对觉新少年时代所受教育的一个补充说明。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严重残害了觉新生命的活力，使他从小就形成了一种懦弱顺从的思想性格。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高氏家庭中，觉新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同于其他一般“觉”字辈的兄弟。他父母双亡，是高氏大家庭的长房长孙，“承重孙”，在他身上寄托着高老太爷和克明两代振兴家业的希望。一方面，他不得不过早地承担家庭重担；另一方面，弟妹接受新思想，争取生活自主，读书图新，需要他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他要按照祖父、叔父、婶婶们的意旨行事，维护封建家庭秩序和封建礼教；又期望自己振作起来，走光明之路。正是这种种原因，造成了觉新内心极度矛盾和精神剧烈痛苦。他既受礼教的严重残害，又时时处处以礼教为行事处事的最高准则；既极其痛苦，又善于在遗忘和麻木中苟且偷生；既渴望着自由解放，又不相信有力量能自拔；既嚷着为别人牺牲自己，又往往让别人为自己的孝道而牺牲。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感情和理智的矛盾，结成一个网，紧紧地罩在觉新身上。于是他求助于“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 以为这样可以逃避矛盾，求得苟安。殊不知越是不抵抗，越是作揖，矛盾就越加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只能陷于无尽的痛苦之中，成为一个永远悲哀的人。觉新自白过：“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的黑暗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我却是一个没有幸福的劳动者”。觉新的性格内涵是和时代特征紧密联系着的，封建礼教使人的意志得不到任何自由的表达。在高家这样的黑暗王国里，根本不承认人有任何的权利。觉新这样的青年受尽迫害和打击，没有幸福，理想破灭，只能发出一些低声的叹息，流下一些伤心的泪水，只能常常自我麻醉，用遗忘的办法来寻求解脱。完全丧失了抵抗这种高压的信心和能力。当他的三弟觉慧激动地读着屠格涅夫《前夜》里的一段话：“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取过来”时，觉新却痛苦地哀求三弟：别念了。他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幸福。”这几句话在别人说来也许是很激愤的，然而到了觉新口里，却只有悲伤的调子。他接着说：“我的确怕听见人提起幸福，正因为我已经没有得到幸福的希望了，我一生就这样完结了。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
我们再看看瑞宣生活的环境。老舍的《四世同堂》是以抗日战争的北平作为历史背景的。当时的北平显然比二十年代的远离通商口岸的西蜀首府成都要开放。北平是国内的文化中心，正如作品中所表述的：“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净凭耳熏目染，也可以得到许多见识，连小贩走卒全另有风度！”当时的北平拥有一批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西方的进步思想文化在这里较易得到传播。北平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影响涉及全国。可见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瑞宣生活的北平比起觉新生活的成都，封建专制的禁锢程度显然要松得多。再看看小环境吧，和“诗礼传家”的高公馆不同，瑞宣的家庭是处于北平西城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内。这里没有高公馆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园假山。祁家的房屋不怎么样：“第一，它没有格局。第二房子盖得不甚结实。除了北房的木料还说得过去，其余简直没有值得夸赞的地方。在祁老人手里，南房的山墙与东房的后墙便塌倒过两次以上，而界墙的塌倒——都是碎砖头砌的——塌倒是每年雨季所不能避免的。”两家经济地位不同，也给两人思想意识的差异带来一定影响。“小羊圈”这陋巷内杂居着几十户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家庭，基本上是中下层的市民。有中学老师、诗人、棚匠、洋车夫、理发匠、唱戏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四世同堂的祁家，也有一位老太爷，祁老太爷不同于高老太爷。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假若老天爷教他活下去呢，很好；老天爷收他回去呢，他闭眼就走，教子孙们穿着白孝把他送出城门去！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查户口的“便衣”对他傲慢训示，他不仅不生气，而且满脸堆笑，无限诚恳地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在“小羊圈”胡同里瑞宣经常接触的是下层市民群众，他平时最乐意交往的朋友是正直、爱国的钱默吟诗人那样的人，而不是像冯乐山之流的封建遗老。在家里，他不会受到如高老太爷那样的封建家长制人物的严厉管教。在祁家没有高公馆所笼罩上的那层阴森森的恐怖气氛。在小康之家中长大的瑞宣，既秉承了祖父、父亲作为“安分守己的买卖人”做事非常认真的习惯，但又在认真中——这就与他的老人们不同了——他还很自然，不露出剑拔弩张的样子。虽然头脑中也充满了新旧思想的矛盾，但不像觉新那样长期深受封建礼教毒害。尤其是身处民族危亡的年代，目睹了大好河山沦于血火，心忧如焚。正因为他是个正直的人，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顾家和报国的矛盾在他心中非常尖锐地发生冲突。他愿意为国尽忠，为民解难，但为对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尽孝，只得守在家中，满怀义愤，却不能付诸行动。是时代铸成了他性格的矛盾，最后又终于在民族斗争特定的时代中觉醒过来。瑞宣的形象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非常深刻地提示出被征服者的觉醒和崛起。
第二应该还与作者不同的创作目的和不同的作品主题有关。我联想到，巴金曾告诉读者，觉新的形象是以他的大哥为模特儿来塑造的。他说：“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能够描写觉新，只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我为他花了那么多的笔墨，也无非想通过这个人来鞭挞旧制度。”巴金就是要以觉新的形象来唤醒他的大哥，呼唤他走上新的道路。后来作品在上海《时报》连载的第二天，巴金得到大哥的死讯，那时他正好写到第六章《做大哥的人》。这件事给巴金的悲愤和悔恨是很大的。他责备自己没有及时写出来让大哥看清前面的深渊，但也坚定了写作的决心“而且使我感到应尽的责任”。由此可见，作者在作品中着力描写觉新的不幸遭遇与痛苦，深刻表现觉新懦弱、顺从、逆来顺受的思想性格，目的就在于揭露和控诉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吃人黑恶，激发读者对封建社会无比憎恶的感情，从而启发人们勇敢地站起来同黑暗腐朽的封建制度作坚决斗争。作者的这一创作目的，通过作品中对觉新这个艺术形象的细致刻画和描写，是得到了圆满的实现的。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目的是为了留下“从事抗战文艺一个较大的纪念品”。据老舍夫人胡洁青回忆，一九四三年秋天她由北平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从北平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把戏只说不练’。”由此可见，老舍是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来创作《四世同堂》的。作者把创作这部小说看成是文章入伍，投入抗战的实际行动。作品歌颂了沦陷区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意识和抗敌决心，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和各种汉奸的丑恶活动，反映了知识分子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人民的苦难和觉醒。在《四世同堂》这部近百万字的巨作里，瑞宣是作者费笔墨最多的人物之一。瑞宣的形象，是作品所要反映的“北平普通群众灵魂受到凌迟和曲折的觉醒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洁青说：“《四世同堂》是‘反抗型’的，比起‘绝望型’的《骆驼祥子》、《月芽儿》、《我这一辈子》，无疑是个巨大进步。”胡洁青的此番话让我想到，觉新和瑞宣这两个艺术形象从总体上给我们不同的感受，与《家》是属于“控诉型”，《四世同堂》属于“反抗型”，不无关系吧。 掩卷沉思，我有了另一点感受：巴金和老舍这两位文学大师在不同年代所塑造的两个引人注目的艺术典型，仿佛有着某种历史的衔接性：从觉新深受封建专制、礼教毒害，在新旧思想之间，在民主自由与保守落后力量之间，消极地寻求平衡，奉行“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而始终陷于无尽痛苦之中，到瑞宣经过悲苦与屈辱的磨炼，逐步甩掉从封建社会袭下来的精神负担，终于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艰难跋涉的步履和探索前进的足迹。觉新与瑞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留给我们的思考仍未停止。
写于2014年7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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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5 1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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