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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的一点随想
发布时间: 2014-01-06 20:43 作者: 范子平
前一阵子“红色旅游”很是兴盛，至今仍有人乐此不疲。确实，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长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的革命纪念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传统教育基地，实行“红色旅游”，到中国革命的纪念地区旅游，接受革命教育，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认为所有的人到红色纪念地，就可以耳目一新，就可以洗心革面，就可以思想革命化了。因为，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形成世界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焦裕禄、孔繁森似乎并没有到革命纪念地去红色旅游的经历，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奋斗事迹可歌可泣，现在提起来也让我们也顿生敬意。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商丘农民李学生“红色旅游”的经历，但是他在温州打工，从火车铁轮下连续救出两个儿童，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山县西柏坡是革命圣地，但是平山县县委书记刘秀田是全国闻名的大贪官；杨靖宇是革命烈士，杨靖宇烈士战斗过的靖宇县，县委书记李铁成也是人所共知的大贪官。某著名纪念馆当时的工作人员集体贪污的现象也使人震惊。离革命纪念地近，离革命反而远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当然，到革命纪念地旅游，终归还是一个好的主意，特别是许多革命纪念地还是山川秀美之地，对大多数人来说，红色旅游是与绿色旅游结合在一起，既可以认识祖国的山川地理，熏陶爱国主义情操，又可以祭奠革命先烈，凭吊革命事件，增长革命史知识。当然还有，一些报刊已经明言，红色旅游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说到这里我们多少就有一些担心，那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不要都是公款，至少不要一说红色旅游，就来一个公款消费大比拚。当然，如果原来就是公款花费两万元去绿色旅游，那么，现在红色旅游，还是花这两万元公款，既旅游又受教育，也许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最好不要因为“红色”而公款加码，不要原来是两万元公款旅游，一说红色旅游，便以此为借口，三万四万五万六万的一直加大数字花费下去，恐怕纳税人贡献的或者老百姓身上收取的公款就又要大大的浪费了，人们也有理由对这样的红色旅游打上一个问号。其实动用公款去“红色旅游”，有时候这“红色”就可能有些滑稽，至少叫人多少有些怀疑。如果谁是自费去红色革命纪念地参观和接受教育，那才可以放心胆大地说，这是真诚的、正直无私的红色旅游。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中国革命的历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毛泽东曾言，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假如我们称革命纪念地是“红色点”的话，那么暂且把这些革命过程中错误和挫折的发生地叫做“黑色点”吧，我想，到“黑色”点旅游，和到“红色”点旅游同样富有教育意义。
现在关于文革的记忆是越来越遥远了，但是文革的噩梦，还沉沉压在许多老知识分子心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了解一些文革的知识。比如，比如，上海附近的安亭，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在这里卧轨拦截十四次快车，使铁道动脉干线中断 31 个多小时。本来，陈伯达已经按照周恩来指示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并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但张春桥发表的意见却和周恩来、陶铸及上海市委意见背道而驰，并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于是文革邪火迅速燃遍城市和工厂，为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革命”打下了基础。①这个安亭不应该成为一个“黑色”纪念地？当然，“黑色”点还应该有开封。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失去了一个公民的自由，并在这里被万般屈辱地结束了生命，这个地方不应该作为“黑色”纪念地被凭吊么？伟大的革命家、一代名将彭德怀、贺龙、许光达、陶勇等都被整死。他们的死亡之地，不应该作为黑色纪念地来纪念？老舍、储安平、傅雷、吴晗、翦伯赞等无数文化大家都死于非命。他们的死亡之地，不应该辟为黑色纪年地来纪念？张志新烈士，仅仅因为说出了人民的一些心里话，就被割断喉管枪杀，张志新烈士就义地，不也应该立一个永远的丰碑？不也应该到这里悼念深思？。当然要看看文革的摧残人性，还有许多。比如北京的大兴县，在文革时传达谢富志讲话（“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后，发展到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人，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小的有出生38天的孩子，最大的有80岁的老人，有22户被杀绝。②这样法西斯般的罪行发生之处，不应该作为“黑色”纪念地立一个纪念碑来凭吊？
当然，也不仅是文革，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的现代革命史，有太多的“左”的事例，实在叫人不堪回首。比如，在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令率人到中共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捕杀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以及红20军的所谓“AB团”，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的新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一阵子乱捕乱杀引起的著名“富田事变”。人人自危的20军指战员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口号。当时，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此时，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20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但当他们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时，副排长以上军官 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于是这七八百名副排长以上的军官全被逮捕、杀害（仅有两人侥幸逃脱，一位是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 建国后任江西省民政厅长、省人大副主任；另一位是排长刘守英，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肖大鹏、前任军长刘铁超等也都在劫难逃。接着在红一方面军全军开始大抓“AB团”，在4万余人的部队中就有4400名指战员被逮捕，并使用灌辣椒水、老虎凳、手指插竹签、点天灯、女的割奶房、烧阴户等酷刑大搞逼供信，其中2000多名被杀害，地方党组织干部以至普通群众被杀害者达数万人。仅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时，就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反。现在已经查明，苏区从来不存在什么“AB团”，滥杀“AB团”不是肃反扩大化，而完全是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血腥的屠杀。③ 在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坐镇白雀园，大事肃清“改组派”和“反革命”，著名战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被逮捕并用战马拖死，红十二师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红四军第一任军长川陕省革委会主席邝继勋、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川陕独立师师长邝玮璋等高级将领都被杀害，红四军主力连级以上干部被肃掉80%，上万革命者被虐杀。④ 在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又是“反倾向”，又是“反改组派”，又是“肃反”，一浪高过一浪，仅第一次“反改组派”就捕杀我党政军干部千余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27人，贺龙回忆仅在红湖区就冤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一万多人。第二次肃反，夏曦又逮捕杀掉团营连级骨干241人，使部队由14000人锐减到9000多人。夏曦还不就此罢休，在金果坪召开分局会议，解散党团组织，明令取消苏维埃，制定“清洗条例”，迫不及待进行第三次“肃反”，短短三个月又冤杀党的优秀儿女数千人，连功勋卓著的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害。接着的第四次“肃反”，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宋盘铭被杀害，又冤杀三千多个干部战士。⑤ 难道富田、白雀园、金果坪等地不应该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冤死于屠刀之下的革命烈士？ 我们不应该到这些地方悼念这些被以“革命”名义处死的冤魂？ 长期以来，为什么反“左”困难，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宣传，对“左”的危害讳莫如深，那些血淋淋的事实，由于长期被尘封于档案中，以至于现在人们听了仿佛是“天方夜谭”。实际上，没有对“左”的反思，特别是没有对“文革”的反思，我国就不会有现在的改革开放局面。而要发展这样的形势，就千万要对形形色色的“左”保持警惕性。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样看来，红色旅游中在到“红色点”看的同时，也到“黑色点”看一看并连带想一想，可以加深对“左”的危害的认识，实在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注释①②：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③：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④⑤： 汪云生著《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昆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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