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宏图--挺直腰 向前走

老土豆

《我们的故事》之二

挺直腰  向前走

贾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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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钧是挺着腰下乡的。那是1968年11月，17岁的他，高举着红旗，唱着豪情满怀的歌曲，登上北去的火车，直奔黑龙江畔的名山农场（后来的兵团二师12团）。地点是他自己选的，二战后期苏联红军打进东北与日寇决战，先头部队最先从名山突进的。他预见，陈兵百万的苏军如侵略中国一定也会在名山突进。他要守在名山，以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没想到，他虽然进了“戍边”的武装连队，也常在江边站岗，但主要任务是“屯垦”，开荒种地、烧砖盖房；春种夏锄秋收，年复一年。干起活来，他也是一员猛将。装砖窑，只有105斤体重的他，挑起300多斤的砖坯，上三阶跳板。装粮车，他可以把160斤的麻袋扔到车上。当康拜因手，他可以24小时不下机器，半夜时分，他望着满天的星月歌唱，吓退地边的野狼。因为他能写会画，又是连队文化活动须臾不能离开的人物。

  王志钧是弯着腰回城的。1971年11月，因为严重的腰伤，又得了肾炎，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得病退。多年以后，才检查出，因为重压，尾骨粉碎，耻骨把腰间盘挤出，压迫神经，没有瘫痪已是万幸。几年前，敲锣打鼓把他们送走的城市，如今冷淡着伤残回家的游子。走下火车，望着他日思夜想的城市，大雪纷飞，他甚至不知家在何处。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下放到知青点劳动改造，曾当过市劳动模范和人民代表的母亲，又拿起油刷当油工。他无业可就，又得了黄疸性肝炎，连医疗费都成了问题。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他在５６中找到一份代教的位置。那时教师奇缺，初二结业的王志钧，要教初二。怕误人子弟，他又到道外教师进修学校“恶补”。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校，先点燃火炉，打扫卫生，然后埋头读书，那课桌是他最迷恋的地方，他又拿出当知青不怕苦和累的劲头来读书。第一次给学生上课，他觉得从教室门口走向讲台这段路很长很累，可一站在讲台上，望着那一双双天真求知的眼睛，他立刻情绪高涨。志钧形象端庄，声音洪亮，表情丰富，一下子吸引了学生，第一课就打响了。不几个月，他竟成了骨干教师，校长带领老师来观摩他的公开教学，那篇古文《曹刿论战》，让他讲得抑扬顿挫，意韵无穷；而鲁迅先生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慷慨悲歌般的讲述让学生们神情庄重又思绪万千；最成功的是他讲鲁迅的《故乡》，他不看一眼教案，侃侃而谈，学生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学校领导如获至宝，对他厚爱有加，第二年就给他办转正手续，可惜转中学教师他学历不够，只好给他定初级小教工资，破格来教中学。
    那时初级小教的工资是每月29元，而中教初级的工资是每月37元。有人给王志钧出主意，拿两瓶酒打点一下，定个中教工资也是名正言顺。他回家跟父亲一说，这位正直的基层干部很恼火，“别想那些歪门邪道，跟你妈干基建去！”父命不敢违，志钧跟着妈妈到二商局基建队当了临时工，她对他说：“哪一行好好干，都有出息。”妈妈叫荆佩文，曾被称为油工行业的“女王”，她跟俄罗斯工匠学的手艺，心灵手巧，自己还会设计喷涂花样，参加过市里许多大商场和宾馆的装修工程。受她的影响，志钧从小爱好绘画，喜爱建筑，当建设工程师是他的梦想。刚开始，志钧被派去当力工，拉沙子，活水泥，给瓦工打下手。也当过跟车的装卸工、登高作业的架子工、钻地沟的水暖工。这些活并不比兵团时的劳动轻松，王志钧一干就是４年，腰病多次复发，他只能坚持。
    王志钧回忆，那时干基建临时工的返城老知青很多，为了生计，他（她）们重受二茬苦重遭二茬罪。无论多重的活，他们不敢说累，不敢说苦，更不敢说病。有的女知青结婚生孩子都不敢说，生怕丢掉饭碗。在最艰难的时候，志华并没有忘记学习，他业余时间上电大学美术，上工时偷着看工程师的图纸。他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江南春饭店从地下室到楼顶的结构，因为我在这个工地当力工时，经常趁着午休钻到工程部去偷看图纸，时间长了就了熟于心了。
    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因为聪明能干，王志钧被挖到了道外服务局维修队，他自告奋勇组织一个油工组，他立下了军令状，第一年让油工组转亏为盈，第二年挣大钱。他也提出了要求，如果头两年目标实现，第三年，让他搞美术。他靠自己的才干把一个混乱的油工队伍建设好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实现了自己干装璜美术的愿望。维修队搞美术，就是为各个小商店小饭店画牌匾，在各个饭店的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这是维修队惟一和美术贴边的工作，志钧终于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岗位。上任前，他自费出去考察。他跑到了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大城市，走在繁华的街道上，聚精会神地仰望各种牌匾，一会儿照，一会儿画。饿了啃一口馒头，累了坐在道边歇一会儿。五十六天，他已记不得跑了多少地方，他只记得鞋底磨露了，速写本已画满了。回来之后，他把维修队的美术组变成了美术服务社，开始面向社会服务。他们的办公室是三间没有窗户的空房子，他们的窗台上搭了一块木板，窗外贴了一张纸条：“谈业务的同志请从此窗入内”。他们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美术装璜业的创业传奇。所用经费是大家凑的，所有生产工具都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
    王志钧开业的第一件活，把道外“南滨旅社”的红色牌匾换成了黑地的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那时人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只有红色才最安全，可志钧觉得这种千篇一律，不适合审美，黑地金字形象鲜明，也好看。接着他又把名店“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也换成了同样的牌匾，由此王志钧引发了这个城市牌匾装饰的一场革命，由原来的惟政治化，而变得更丰富多样了，更适合大众审美，也更有民族特色了。勇于创新的他把新技术新材料也引进了牌匾的制造，把过去平面的改成立体的，用有机玻璃和铝合金装饰。牌匾字，由过去的一般色调的非金属字，改用镀铜、木字贴金，后来又研制成功了球面铜字。经过两年的试验，他多次昏倒在80多度的高温的干燥室，终于研究出木材电镀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获得两项国际大奖。
    谁能想到在这个不被艺术家看好没有高科技进入的牌匾行业，一个病退的知青创造了奇迹。在王志钧的领导下，哈尔滨市美术装饰公司成立，他们在实现了本地牌匾更新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北京。在他的眼里，北京的许多牌匾很不理想，与这个文化大都市并不匹配。他很自信，只有自己才能让他们焕然一新。志钧给王府井的北京百货大楼写了一封信：“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书法大国，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百货大楼又是世界商家的凤毛麟角，可你们的招牌实在与之不配，我愿为你们制造一个最好的牌匾，而不取任何费用。”信是1984年5月1日发出的，6月3日收到百货大楼的来信：重建牌匾也是我们的心愿，请速到北京面谈。王志钧和百货大楼的李景祥副总经理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他们一拍即合，马上动手。第二天，李总领着志钧到俱乐部一看，他们已请北京的大书法家写了二十多幅“北京市百货大楼”，其中有启功、李铎、刘炳森等先生的作品。志钧眼界大开，他和李总一商量，选中了刘炳森那幅厚重敦实的隶书。他们给刘先生打了电话，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又根据志钧的要求重写了几幅。志钧选好后，马上回哈尔滨制造，40天后的7月14日，７个高２.４米，宽２米的木制贴金大字立在百楼大楼上，王府井大街上的游人都赶来观看，一时间广场上人山人海。刘炳森先生大悦，他的字第一次制成这么大的牌匾，从此他和这个才华横溢的哈尔滨小伙结成“忘年交”，谁再让他写牌匾，他都指名让王志钧制造。这是后话。
    王府井的成功让王志钧信心大增，1987年7月，他又把目光转向了更显赫的中央电视台中心大楼。这座高106米的大楼，规模宏伟、美丽壮观，气魄超群，但美中不足的是大楼上的牌匾还没有装上。这是大楼的点睛之笔，想干这项标志性工程的北京、上海的企业有七八家，哪家都比哈尔滨的有实力，但王志钧的方案设计新颖、选材考究、布局合理，价钱不高和工期又短，还是被中央台选中了。又是经过40天的苦战，王志钧他们把制好的“中央电视台”５个大字９月２５日从哈尔滨运到了北京。离国庆节还有５天了，如何把这每个高1.6米、宽３米、重300多斤的球面大铜字安在这雄伟的建筑物上，人人都为他们捏一把汗。可是他们顺利地在９月29日，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央电视台中心大楼上这几个大字，在灯光辉映下，照亮夜空，那一刻王志钧和来施工的战友们都流下热泪。当晚广电部副部长王枫亲自设宴招待王志钧和他的伙伴。这之前，志钧曾向部长表示，如果这牌匾制不好，我就从中央电视台的大楼上跳下去！酒桌上，王枫说，这回你不用跳楼了。大家一片笑声。作为奖励，王志钧还被当做贵宾请去参加1988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和许多著名企业家陪同领导坐在主桌。也许王志钧他们的行动感动了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人员，1990年９月李扬作为制片人完成了一部歌颂王志钧和他的团队的专题片《大牌匾与小字辈》，他用那独特的“唐老鸭”声音说：“本应成为艺术家的他，却没有追求个人艺术成就，而是用他的才华装点江山，装点城市。本应成为富翁的他，没有去追求个人财富，而是使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一群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不断开拓进取，默默地为年轻的共和国做着贡献！”这个节目在央视一、二、四频道播出，王志钧名声大震，订单多得让他们干不过来了。
    这之后王志钧和他的团队又在香港和内地的几十家企业的竞标中拿下了“北京国际饭店”的牌匾和门面装饰的项目。在“连中三元”的不俗业绩后，他们的公司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他们从单纯的牌匾制作进入到商业服务业的装饰，北京的西单商场、长安商场、北京城乡贸易中心大楼都有他们创造的非凡业绩。也许广东省东莞虎头镇的“豪门大饭店”更是王志钧的得意之作。那是1999年圣诞节，他应朋友之邀到虎门去玩，一处正在建设的宾馆引起他的兴趣，这是一家外国公司承建的，光设计费就花了1000多万元，而王志钧竟发现设计中大的毛病就有30多处。最后东莞请王志钧重干，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重新设计，重新建设，使这个豪门大饭店成了国内公认的最精致的五星级酒店。在这个过程中，王志钧已实现了一个病退知青和制牌匾的小工匠向工艺美术师、装饰设计师的人生蜕变。同时因为他突出的业绩，连续三届被评为黑龙江省的劳动模范。
    我想，当年在基建战线艰苦奋斗的知青很多，为什么王志钧成为成功者？也许是因为他在兵团锻炼成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也许他不甘沉沦为尊严而战的决心和毅力。王志钧自己说：“功夫在诗外。”这些年，在任何时候，他都在学习，读书、画画，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书都看，美术专业的，他当教材学，非美术专业书读得更多。他说，凡是有阳光有灯光的时候，我都在读书或写生。他善于从能获取知识的所有渠道学习。在没有改革开放之前，要得到国外的资料很难，他特别爱看外国电影和中国领导出访的纪录片。他拿着速写本边看边画，本上画满了，就往手上胳膊上画。画外国的建筑画外国的招牌也画外国的服饰。因为没有灯光，他画得一塌糊涂，可是他自己能看明白。有一次一家商店找他设计门面，他说：“等几天我看完新西兰和中国足球赛，我再给你干。”其实他不是球迷，只是想在那球场周围的广告牌和球赛中间展示的城市风光中获得灵感。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准备，一旦有了展示才能的时候，他就如火山爆发了，你想挡也挡不住的。人生就是一场拼搏，武艺高强者总能取胜。在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中，总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胜利者奋斗并不抱怨，失败者抱怨多于奋斗。胜利者总是有知识和才能的准备，失败者往往在这些方面有不足，即使有了机会也抓不住。这也是我从许多老知青的人生经历中体会到的。
    王志钧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为人真诚善良，团结起一个能和他生死相依的团队。他说，我干的这么多工程没拖欠过工人一分钱工资，我不怕走夜路，也不隐名匿姓，因为我没有仇人。当时我们企业有一句口号：“对待工人，政治上不压迫，经济上不剥削。上台一出戏，下台亲兄弟。”他说的两件小事，对我印象深刻。他说，一个工人想开口和领导说件事，可能想了好几天。他来找你时，再忙你也要听他说，如果跟前有急事处理，你也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再安排时间找他谈。还有一件事，他们承建西单商场时，春节到了，他为每个农民工买了探家的往返飞机票。家乡不通飞机的，回来后按飞机客票费用报销。这样做，员工能不为他卖力吗！这种善待别人的习惯，大概是他在兵团当知青时养成的，那时大家都情同手足，患难与共。
    没想到，王志钧在事业高潮中激流勇退了。在50岁的时候，他移居新西兰，在风景秀丽的奥克兰的花园洋房中安了家。他说，太累了，旧伤复发，他需要修养。他说，知识付出的太多了，他需要充电，他要静下心来，读几年书。他说，他要弥补对亲人的欠疚。这些年，他常年在外施工，父亲病重时，母亲推着自行车送他到医院。现在父亲不在了，她要让母亲到气候最好的地方享几年福。当然还要还对妻子女儿的情债。其实，无论什么原因，激流勇退也是一种智慧。
    在这个美丽的夏天，王志钧回家了，为了参加他们12团4连的“2007·相约哈尔滨”活动。他曾为战友们“2005·相约北京”、“2006·相约沈阳”捐了款，这次他们要为老连队搞自来水工程，他又捐了款。在国外他不是富翁，他只想表达对养育过自己的土地，对帮助过自己的战友的一份情义。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向我展示他在新西兰的“作业”——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和美术作品，他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记下他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纪录，表达了一个艺术家关爱人类命运的情怀。
    志钧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他要回到上海。那是一片举世瞩目的热土，他要在那里留下自己的足迹，就像当年在北京一样。因为有这几年的准备，他可能会干得更好。定居上海还有一个原因是，要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现在新西兰的中国孩子很多，他们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当地人赞扬他们：“你这个中国孩子很好！”而他们总是说：“我不是中国人！”志钧心里很难过，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说出这样的话。因此他领着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