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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60年土地纠葛调查-----农民买轿车去种地
2012年9月25日，北大荒，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八五二农场，一位种植户站在受灾倒伏的水稻田里。 （CFP/图） 在中国东北角那片似乎被遗忘的黑土地上，114个国有农场顽强地以计划经济方式运行至今。农场与农工之间，土地权属纠纷、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越积越多，却囿于体制与财力之限而无力解决。三十多年来，黑龙江农垦始终在苦苦寻找着改变之道。
在中国东北角那片似乎被遗忘的黑土地上，114个国有农场顽强地以计划经济方式运行至今。
2013年7月，大兴农场农工杨志国等来自6个农场的一百多位农工，就黑龙江农垦中的土地等问题向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综改办）申请行政复议。因为此前一年，综改办曾下发《关于开展国有农场税费改革专项检查的通知》。
当月，二十多位农工还在北京办了一场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问题研讨会。
这群农场农工来自北大荒，曾经的流放之地。他们的身份颇为诡异，既是农场职工，又是土地承包者。除了上交土地承包费之外，还得接受农场的各种计划方式的指令。而农场既承担着非生产人员的工资、农场职工的社会保障费用，又需要为部分政府职能出钱，总是收不抵支，而将许多负担事实上压在土地承包者也就是农工的肩上。
在北大荒，167万人都靠着这块黑土地吃饭。这里每年产出的粮食占全国的1/30，从这里运出去的粮食占全国各省粮食调出总量的1/4。但这里的114个国有农场与农工的矛盾冲突，近年来却有增无减。
从大锅饭到承包制 到了1983年，北大荒垦区农场开始小范围尝试家庭联产承包制。等到1984年结算的时候，王木存的承包小组赚了两万多元，这对于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资的王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北大荒第一批国营农场出现于1947年，在其早期建设者中，有王震率领的8.15万从朝鲜战场复原的转业官兵、被下放的“右派”，还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54万知识青年。
1983年之前，各个农场完全遵循着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有盈利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生产队是农场最小的生产单位，农场职工被分配在各个生产队里，由农场统一发工资。74岁的858农场职工王木存回忆说：“每天的工作由生产队队长统一安排，到了田间，发现活干不了，也不能回来。”
到了1983年，时代变了，安徽小岗村率先试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铺开，北大荒垦区农场也开始小范围尝试家庭联产承包制。
王木存向生产队借了一台拖拉机、一台小型车，承包了2200亩地，带着全家5口人，组成一个承包小组。农场不给承包小组发工资，到秋收的时候， 除了交“公粮”（即农业税）之外，每亩地交给农场17元租金。
等到1984年结算的时候，承包小组赚了两万多元，这对于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资的王木存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但经营不善的承包小组也比比皆是，于是出现了挂账现象。黑龙江农垦总局副巡视员刘锡荣曾在《关于黑龙江垦区家庭农场欠款挂账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垦区家庭欠款挂账由1984年的0.45亿元，上升为1988年的9.35亿元。859农场的农工于文珍透露，她名下挂了近30万元的欠账，退休后，从养老金中逐月扣除。
不得已，两年后开始，大批家庭农场重新回归了生产队。
当时，由于粮食价格不高，种地总是赔钱，职工的积极性不高，大片的土地荒着没人种。农场就到周边的农村招一些农户到北大荒种地，还能解决户口。52岁的张桂荣，就是在1989年从内蒙古敖汉旗来到北大荒的青龙山农场，承包了300亩地。
一直到了2002年，土地承包制才在黑龙江垦区农场全部落实到户。垦区实行“四到户，两自理”，即通过承包租赁的方式把土地使用权明确到户；农机到户；核算到户；盈亏风险责任到户。家庭农场生产费和生活费全部自理。
据张桂荣回忆，2006年前，农业税20元/亩，土地承包费90元/亩，每亩地总共要给农场交110元。扣除税费，每亩地能赚上500元。
农业税没了，负担却更重了 现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实上承担了农场部分非生产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
2005年12月29日，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出人意料的是，农工的负担反而从此变得更重了。
这一年，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就是这些耕地的最高管理者——曾出台18号文件，规定规模田承包费每三年可在10%的幅度内上下调整。
两年后，该局又出台了《关于推进黑龙江垦区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操作方案》，规定国有农场通过降低土地承包费的方式，落实免除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降低农工社会负担。农工承担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也给予全部免除。
但这一方案也为农场公共事业经费留了口子——农场、管理区和居民点内公益事业建设投入，可以参照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有关规定执行。最高限额，要根据农工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合理确定。
这项改革后，农工要承担多少“一事一议”的费用呢？以青龙山农场为例，土地承包合同上就列有水利建设费、水田基础建设费、道路建设费、社会事业建设费等项目，其中道路建设费平均每亩达到90元。
而规模田承包费也没有真正按照每三年在10%的幅度调整。以大兴农场为例，一类地水田承包费由2009年的220元/亩，上涨到2013年的430元/亩，一类地旱田由200元/亩，涨到420元/亩，足足翻了一番。
尽管可以享受国家补贴（包括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以牡丹江管理局为例，每亩共有补贴70元），但农工们仍觉得承包费太高。
其实，在农场的国有体制下，要制定出承包费，需要走一套繁琐的程序。
调整收费标准和增加收费项目，必须经农场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总局审批，并报农业部农垦局和财政部农业司备案。每年年初，农场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确定租金，并以文件形式下发，这也被农工们称为一号文。
但农场农工们并不认同职工代表大会的公正性。大兴农场的姜宝贵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当职工代表了。“2008年以前，大兴农场每年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前，各个生产队队长书记，指派连队的干部参加，还叮嘱不要乱说话，叫举手就举手。”
后来，职工反对声太大，农场就让反对者进行民主选举。姜宝贵就是这么被选上去的，2008年到2010年，连续当了三届农场职工代表。
姜宝贵发现，承包的地价农场已经事先定好，在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前，故意每亩多报20元。开会的时候，职工代表反映地价太高，农场就减掉20元。即使投了反对票也丝毫不会改变结果，因为职工代表中，农场各机关及基层单位领导的人数要远超过一线职工代表人数。以大兴农场第二管理区为例，2010年共有17名职工代表，其中13名为农场干部或干部家属。
但说起来，农场方面也有一肚子苦水。“垦区各农场属农业企业，其主要收入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土地承包费。”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国家核定垦区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明显不足，需要农场补贴；国家同村、同乡公路建设、危旧房改造中，农场还要予以一定的配套资金。
国有农场的支出也逐年增加。不仅包括全省社平工资的增长、农业职工五项社会保险缴费逐年增加，从2009年起，黑龙江省还将原来没有养老保险的“五七工”、“家属工”也纳入养老保险统筹，并要求企业补贴20%的参保缴费。
结果，现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实上承担了农场部分非生产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
“买了轿车去种地” 城镇化建设中，原本住在田间地头的职工，都被要求搬到农场总部附近的小区。耕种区离农场总部近则10公里，远则50公里。黑龙江冬天，气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骑摩托车不行，职工们只得买了轿车去种地。
不仅是土地承包费逐年上涨，农场方面在各个环节的控制也很严密。
一位黑龙江农垦系统的老领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农场要效益，也要增长，由于受以往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喜欢对土地生产经营活动发号施令。
2006年前后，农场开始统一供应种子和化肥。签订承包合同上写着，每亩要交纳种子统供保证金10元/亩，自留和另行购买种子的，不享受良种补贴，保证金不予退还。
2010年年初，张桂荣到农场问种子、化肥的价格，会计表示要等到第二年结算的时候才知道。后来张发现，农场供应的种子和化肥的品种在市面上都能买到，但价格却更高，一吨化肥要贵200元；种四百多亩地，如果自行购买种子和化肥，要少花15000元。
到了2013年，农场供应的肥料统一换上了北大荒专供的包装，农工们无法跟市场比价。
在858农场，农场要求耕种面积超过400亩的农工一律配备大型收割机。这样的收割机一天能收割近150亩水稻，对于一个种植400亩的农工来说，利用率是每年三天。大型收割机的价格20万，由农工个人自行承担。
该农场的一名职工说，其实现在每家每户都配有小型收割机，一天收40亩地，400亩地10天也就收完了。
每个连队会建一个露天农机停放点，即便张桂荣把收割机停在自家车库，也要每年交给农场800元。
在收粮环节，《黑龙江省大兴农场2011年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农场1号文）规定，水田承包户必须在2011年12月20日前向农场上缴200公斤/亩，按当时水稻市场价格折算后用于预交下一年土地承包费、种子统供保证金、合同定金等款项。
农场收粮，要扣掉5%的杂质和水分，算下来，每斤要比市场价低1毛钱。交够了粮食，剩下的才能卖给米厂或粮贩子。要是不愿把粮食卖给农场，就要补给农场每斤1毛钱的差价。绝大多数农工，还是选择把粮食卖给农场。
交地租的时候，每亩地还要交20元的保证金，转年结算，这笔钱几乎被扣光了。比如说，大棚内标识牌、温度计摆放不到位，不予返还5元保证金。水稻池要做到四周整齐划一、棱角分明，切面平整，不然也要扣保证金。在张桂荣与农场签的承包合同上，扣保证金的项目超过20项。
2006年以后，黑龙江垦区开始推行城镇化建设。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报告显示，2008年到2011年，垦区每年新建改造住宅面积一千多万平方米，相当于以往每年10倍的规模，每年建设规模比欧洲一个国家还大，城镇化率由57%提高到80%。
原本住在田间地头的职工，都被要求搬到农场总部附近的小区。这样一来，许多农工不得不在新楼附近的绿化带种上大葱、白菜。
下田干活也成了问题。耕种区离农场总部近则10公里，远则50公里。张桂荣本想省点钱，骑辆摩托车。但在黑龙江的冬天，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摩托车根本发动不了。于是，职工们只得买了轿车去种地。
既然有如此多的限制条件，农工为何不能用脚投票、索性不承包土地呢？事实上，现在的土地承包制是当年家庭农场的延续，很多农工都在这片土地上耕作多年，如张桂荣一家十口人二十多年来都在此种地。虽然收入比以前少了，但至少可以维持生活。一旦离开，成本很高，去周边农村很难获得更高收入以及像农场这样的社会保障。
纠结的荒地产权
农场开荒地的权属问题，成为农工与农场矛盾的导火索。
各家农场曾经从1986年开始几度出台政策鼓励开荒。但这些荒地的权属问题，却成了农工频繁打官司、上访的导火索。
1995年，黑龙江农垦总局《黑龙江垦区五荒资源开发实施办法》（五荒指的是荒山、荒滩、荒地等未开发土地资源），其中规定：农场职工群众可购买、租赁、承包开发“五荒”，使用权归开发者所有。五荒资源使用权年限，根据资源开发项目具体特点和使用者的要求，一般不少于20年，最长可至50年。
第二年，农场就以“旧证换新证”的名义收回了农场颁过的各种证。但新证至今也没有发下来，大兴农场农工杨志国多次到农场询问此事，农场的答复是，农场不再颁发土地证，只需每年签承包合同即可。
事实上，1996年，黑龙江农垦总局曾发过一则通知，要求“所有开发性家庭农场在1996年6月底前必须到农场土地管理科办理重新登记手续，登记时需要提供原有土地证等，按照国家规定上足应缴费用，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
但多个农场的数十位职工均表示，没有听说过上述通知。
杨志国查询其所在的大兴农场的土地证后发现，1994年，大兴农场耕地面积36万亩，到了2001年，换新的土地证，耕地面积变为了42万亩。相差的6万亩耕地，正是职工自行开垦的国家未利用土地，国土资源部门直接将这部分土地证颁给了农场。
此后，很多曾自费开荒的农工由于种种原因被农场收回土地，而成为上访大军中的一员。
七星农场的农工薄义就因为农场在2011年夏天强行收回了他的开荒地，到北京上访。此后，被农场信访干部直接带到松花江农场的一栋平房，这里也被访民称作“信访学校”。
2011年9月，经常在个人博客披露黑龙江农垦问题的作家蒋巍听说这事，要来“解救”这些上访户。农场听到消息，就把“信访学校”的大铁门敞开了，访民们不走，农场抱走被褥，拆了床铺。于是，薄义就这样结束了48天的学习生活。
青龙山农场农工张桂荣也是上访户之一。2006年，青龙山农场鼓励职工开垦自家耕地范围内的泡子地、沼泽地，被改造的地块五年不收费，这也俗称“连片五荒”。一整年，农场的广播台都在播放这则消息。于是，张桂荣整理出一百多亩地。
但张桂荣后来发现，自己开发的这些荒地也都被计算了承包费。对簿公堂的结果，是农场赢了官司。张桂荣上诉到农垦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无奈之下，张桂荣也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2012年2月，因为农工上访问题，国务院综改办下发《关于开展国有农场税费改革专项检查的通知》。
于是，大兴农场农工杨志国等来自6个农场的一百多位农工，2013年7月将土地承包合同、收费凭证和各农场的收费文件交到了国务院，向国务院综改办申请行政复议。同时，他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不过，研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杨志国就被从北京带回了黑龙江农场，并被要求撤销复议申请。
在这期间，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给每个参会的专家都打了电话，还写了份回应研讨会问题的书面材料。
关于荒地产权问题，材料是这样写的：《黑龙江省拍卖“五荒”资源使用权的暂行规定》里提到，“一般不少于30年，最长可至70年。”这里使用的是“可”、“一般”等字眼，并非是“必须”或“应当”。该《暂行规定》也规定各农垦可依据此政策制定实施细则。
北大荒每年产出的粮食占全国的1/30，从这里运出去的粮食占全国各省粮食调出总量的1/4。 （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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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1 11:57:21
发表于 2013-10-21 16: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