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九死一生

张念胜

北大荒的九死一生

张念胜

     北大荒的十年，给我留下一个重要的记忆，就是危险。
     各地知青告别家乡和亲人，千里迢迢来到了北大荒，历经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奉献了绚丽美好的青春年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年轻的生命。当年，在新团部俱乐部放映的电影中，有一部是描写二战的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片中主人翁叫托马的军人，在多瑙河的军舰上，每次遇险，就刻下一道印记。当时我们就议论，我们所经历生死瞬间的危险，真不比他少，真可谓九死一生啊。
     六八年九月，我们来到了名山农场，被分配到了基建队。当年，我就跟随费德茂副连长（当时他是基建队副队长）上山伐木。伐木队是由农场各队派人参加而临时组建的。费是这年伐木队的队长，他叫我当“会计”。说是伐木队，我们就是从深山老林把林场伐倒的大树砍掉（或锯掉）枝杈，形成又粗又长的大圆木（一般直径最大的要达到60、70厘米，长度要达到7、8米），再用牛拉爬犁（叫“套子”，赶牛拉爬犁叫“赶套子”）把大圆木拉到堆放的地方，叫楞场，楞场很大，平整。用人工把大圆木堆起小山似的，叫归楞。后来，在连队里看到有的知青打扑克牌，输赢香烟，把香烟归到了一起，好似木头的归楞，所以，他们就把打扑克牌戏称为“归楞”。把圆木堆在楞场上等农场拉大木的大挂车来了，再用人工抬上车去，用钢丝绳绑紧，拉回农场。这就是，那年我上山伐木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工作都充满着危险。
     我当的这个伐木队“会计”，其实也就是个发钱的（发工资、补贴等），每月一次，发完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就是这简单的发钱，我也发错了。应该是把发给每人的钱点清楚，分别放在信封里，最后核对一下，没错再发。可是我当时不懂，也没人教我，都像发扑克牌一样，来一个发一个，到最后才发现，多发出去了。有人悄悄告诉我，谁谁在自言自语地说，多拿了。我去找他们，居然，要么不认账，要么死活不还。没辙，只好自认倒霉，赔钱了事。这是我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使我郁闷了好长时间。
     费连长对我非常关心照顾，那时我人很瘦小，在我闲时，不让我干重活，只让我在食堂帮忙劈柈子。他告诫我深山老林里到处都是危险。我怎么闲得住？那时年轻气盛，不怕苦累，不知危险，满腔热情，对这神秘的深山老林充满着好奇。所以，我总想着法子到处转悠，什么事都想看看，什么活都想干干。我跟过“赶套子”的上老林子里拉圆木；看林场职工把硕大的大树伐倒下来；抬木头归楞和装车；跟农场拉木头或送补给的解放牌大卡车走江道、冲陡坡；……上山伐木的许多活我都干过，许多事我都经历过。以后，我还几次上山抬过木头；夏天还去过山上的江边放排，（就像电视剧《闯关东》的那种放排）；工业四连并入工程一连后，又上山采石头、烧石灰，可能遇险的几率就会多一些了。
    其实在山上最频繁的危险就是工棚着火，隔三岔五就会找着一次火，最多的时候一天就会有三四次。我们住的工棚是用木棍、树枝搭建起来的，时间一久，都干透了，很易着火。工棚虽不高，但很大，住个一、二百号人是没有问题的。大冬天，天寒地冻，还十分干燥，晚上睡觉取暖，是用铁的大油桶（上海叫“柏油桶”）做的火炉子，接上炉筒子，串出房顶，作为排烟的烟囱。烧的是就地取材的生满松油子的红松木，松油子多的红松，出料少，就用来烧火取暖或做饭，这种木头因为有松油子，烧起来的火特别旺。每天上山拉圆木的牛爬犁，会带回来一些作烧火的木头。整根木头用一种两个人拉着锯的大锯，叫“刀锯”，把圆木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用斧子劈成一块一块的，这叫劈柈子。我经常拉大锯，劈柈子，时间一长，我劈柈子很准的，这为以后上采石山抡锤打钢钎，打下了基础。大工棚四处透风，在棚内烧火取暖，就要可着劲儿烧，否则热量不够，还是很冷。一旦熄火，和室外一样寒冷，早上起来，被子上会结上白白的一层霜。如果烧得太厉害了，就容易着火。火焰从大铁桶一直烧到铁皮做的炉筒子，全是通通红的，一不小心，房顶就要着火。老职工们似乎不怕着火，早在门外备有两三口大缸，并放满了水；大工棚的门是往外开的，（后来，我发现北大荒的门全是往外开的，据说，就是为了在着火时逃生方便）；着火的时候专门有位年长些的老职工（我记不得是谁了）拿着棍子在门边或炕上站着，只准往外跑人，不准拿行李，以防把门堵死，他大声指挥着，有去提水的，有上房灭火的（我也上过房浇水灭火），很快就把火给扑灭了。据老职工说，如谁真抱行李往外跑，那老棍是会照打不误的。那么多次着火，我们都安然无恙，真应该感谢那些老职工了，尤其是那位指挥者，那从容不迫，镇定自如的样子，至今还记忆犹新。
    后来，在延兴采石山上，听说十三团（延兴农场），有一帮造桥的上海女知青住的帐篷着火了，大家都抢着抱自己的行李，结果堵住了门口，十几个鲜活的小姑娘就这么白白地被烧死了！这座桥，我去看过，就是一个木头搭起来的小桥，因为这场火灾遇难的都是女知青，所以取名叫“三八桥”。
    黑龙江的森林大火似乎是举世闻名的。当时极“左”得很，一旦森林着火，都要派大批人员上山救火，除部队外，知青也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那年，我参加兵报举办的写作学习班，兵报一位编辑说起，他采访过上小兴安岭救火的知青，特别是女知青。据他介绍，救火的人每人拿着扫帚或树条等工具上山去救火，实际上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但是，大家都得执行命令，参加上山救火。上山救火的人，必须学会逃生，否则，很难跳脱被烧的结果。山上的大火，受风力的作用，它是一排排刮过来的，你必须迎着在缝隙中闯过去，穿过这一排风火带，就是一片开阔地，才不会被烧着。女青年胆小，大多顺着风火方向逃跑，这是怎么也跑不过风速的，所以，就要被烧着了，许多女知青如花似玉的姣好面容被烧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有一个被烧伤的女知青，因男朋友嫌弃她而自杀了。
    烧火取暖不仅容易引发火灾，直接殃及生命。如果，烧煤取暖，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使人一氧化碳中毒而亡。我同校同学十二连连长徐本初，就是一氧化碳中毒而遇难的。我们工程一连女生宿舍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北京知青王晓琪写的《工程一连散记之九 生死瞬间》有具体描述），要不是李淑媛坚忍不拔，真不知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取暖的用的煤，也是我们去江边煤山装运回来的。煤是用船运来卸堆在黑龙江边的岸上。一到冬天，堆积如山的煤就冻得硬梆梆的，必须用镐凿开，用锹挖出来，才能装车（冬天挑砂也有相同的情况），一旦挖掘进去，不小心就会塌方，把人埋在里面。上海女知青张瑜就是这样遇难的。
    赶套子上深山老林里把大圆木拉下来，运回到愣场，是很辛苦的活儿。一台牛爬犁，由一位老把式赶，他们叫“老板”，其他安排两名跟班的，一般是年轻人。那天，经与费连长好说歹说，才同意我跟着上山了。当然，少不了叮嘱我注意安全，教我怎么规避危险。这是我远离父母后，第一个关心爱护我的前辈，我很感激他，他对我们知青很关心。所以，去年返回名山，大家都说，主要是去探望他的。
    那天，我兴奋得跟着大伙儿早早起来，准备好套子，怀揣着几个馒头就上路了。一路上，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就捧起些雪吃。早上出来时热乎乎的馒头，到吃的时候，就已经冻得硬梆梆的了，所以，只能“啃”了。一个接一个的套子，一路排下来，浩浩荡荡很是壮观。走在牛车马车走压出来的冰雪小道上，两旁的红松高耸入云天，从大树和大树的间隙中，能看到湛蓝湛蓝的蓝天和雪白雪白的白云。阳光从树林的间隙中洒下一缕缕的金色，在雪白的地上映着金光。“老板”的鞭子上扎着个小红布条，“老板”娴熟地挥舞起来，就像一个红色的蝴蝶在天空飞舞，还“嗷、嗷……”地吆喝着牛，鞭子甩出的“啪、啪”声，在山里不断地回响，真是令人陶醉的音乐和美妙的画卷，使你情不自禁地要向着深山老林唱一曲或者喊几声。
    上山的时候一般平安无事。到了老林子里，把大圆木拉到小道上，其一端牢牢地绑在爬犁上，牛驾着爬犁，大圆木的另一端拖在雪地上。往回拉的时候，总的来讲是一路下坡。关键的就是下坡危险，“上山容易下山难”，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驾爬犁的牛是经过挑选出来的非常健壮的牛，赶套子的车“老板”，也是各队选出来的老把式。他们经验丰富，还能临危不惧，险中逃生，遇到比较陡的坡，是靠牛顶住，控制一定速度往下走，在冰雪坡上是很滑的，你想想，那牛是要用多大的力呀。一旦牛顶不住或者大圆木没有绑紧而松了，大圆木就会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往前冲下去，再健壮的牛也会被撞得头破血流，如不注意，也会殃及到人，轻者伤，重者亡。所以，下陡坡的时候，人是绝对不能走在套子前面的。听山里人说，常有死人死牛的事故发生。
     顺便说一下，装大圆木的大挂车（卡车），也有与赶套子一样的危险。牛爬犁一般是拉一、二根大圆木；大挂车却要装好几根大圆木。大挂车的驾驶室后面没有一般卡车的装货车厢，也就是没有挡货物的铁栏杆，而是一个铁架子，大圆木的一端架在铁架子上，另一端是架在另一个有两个卡车轮子的铁架子，都要用钢丝绳紧紧地绑住，也就是说，整个车就是靠大圆木连在一起的，长度估计要有十好几米，重量也有个八、九吨吧。大挂车走的道，更危险，路途长，险坡多。大挂车下陡坡时与牛爬犁一样，必须控制速度，车轮子都绑上铁链子，以加强防滑作用。但是，一旦钢丝绳松动，大圆木在惯性的作用下，会排山倒海似地冲向驾驶室。那么，驾驶室里的人就会被压得扁扁的，而难以逃生。听说，汽车连有位知青司机就是这样遇难的。我跟着大挂车上山下山来回过几次，驾驶员说，见着过出事的。所以，他在下坡的时候，从不让我们坐在驾驶室，让下去跟在车后，到平地了，才让上车，就是怕出事。冬天，上下山的卡车经常走黑龙江上的江道，江道是用推土机推出来的，平坦，好走。但有时也有危险，就是一不注意，尤其是晚上天气不好的时候，连星光也没有，一般只能跟着前面车的尾灯走。车轮子很容易陷到打鱼人凿的冰窟窿里去。我们团汽车连就有一位老兵司机遇上了。可能是那天天黑，他跟错车了，陷到“老毛子”那边去了。那天夜里，我是坐另一辆车上山的，看到有辆车歪斜在那边。后来才知道，果然是他，他被“老毛子”抓去，遭了一顿痛打，被放回来。听说他被逼招出了什么情况，被遣返回老家了。我真是侥幸，要是我坐那个车，真不知命运会怎么样了，真是逃过一劫。
     我在山里看林场人伐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棵棵参天大树（红松）倒下的时候，领头的长者威风凛凛地大声喊着：“倒啦！”（好像，没听到喊“顺山倒”，也可能是我记不清了）大伙儿就都“噢噢”地大喊。大树好像是安排好的一棵接一棵往下倒，喊声顿时连成一片，和着树倒下时，刮到其它树的“哗啦啦”的声音，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山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回响，真是壮观无比，像是一台特别的宏大交响乐。第一次见到这样宏伟的场面，真是激动得很。要伐倒一棵大树，先要看好往哪个方向倒下去，再去锯。倒下方向的一边锯一道口子，这一道口子要低一些；相反的一边锯一道口子，这道口子要高一些。不仅锯的口子方向、高低有讲究，它的深度也有讲究，这就是关系到这棵树能否安全地放倒到地上。有时候，也会放歪了，搭在旁边的树上，这叫“吊死鬼”。一般情况下，都要想办法，给它弄倒下来，否则是很危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晒、雨淋、风刮，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倒下来，万一砸到人就是要命的。所以，山里人给它一个形象的名称，叫它“吊死鬼”。我上山拉劈柈子的圆木的时候，就遇到过。幸亏那时候我年轻灵活，“吊死鬼”倒下的速度没有我逃得快，只是树梢刮在身上，跌倒在地一骨碌爬起，安然无恙。
     我还参加过夏天的上山放排，像电视剧《闯关东》那样，在黑龙江上把一根根圆木扎成大木排，用专门打好的铁钉（当地叫“巴居子”）把钢丝绳牢牢地钉在圆木上，形成一个大木筏，顺水往下游去。
     在江边岸上堆成小山似的圆木，一根根地抬到江边的坡道口，再顺着坡道滑下去，圆木带着巨大的惯性冲到江水里，激起高高的水花，煞是好看。这时，要有人用“长竿钩子”，把圆木“钩”住，否则，就要顺江水冲走了。我就干过这个活，还出了事。有一次，在下午四、五点钟，下起了大雨，岸上的排上的人，眼见大雨滂沱，就放下手中活，暂时避避雨。但是，坡道又下来一根大圆木，我用长竿钩子“钩”住了，但是，因下雨，长竿滑，可能这根圆木大，惯性也大，带着“长竿钩子”冲到江水里去了。我想也没想，就跳入江水中，游到那根圆木前，想往岸上推。但是，根本推不动，只好和圆木一起顺流而下。开始，还没感到害怕。随着天渐渐黑下来了，北大荒的夏天，一早一晚温差很大，尤其在水里，逐渐地又冷又饿，心里就感到害怕了。我死死地抱着大圆木，心里念叨着：老天，开开眼呀，千万别往“老毛子”那边刮风……，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我看到岸上出现一帮人，有打着手电的，也有打着火把的赶过来了……在冰冷的江水中担惊受怕四五个小时的我得救了！
     采石的工业四连并入我们工程一连后，我几乎年年冬天去采石山上。采石山上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铁锤蹭一下手，钢钎碰一下脚，是很平常的事。最危险的是排哑炮。用铁锤打钢钎，在石头上钻出个深深的洞，填上炸药，放上雷管，再塞上土块封住洞口，露出导火索用刀割出个斜口，准备点炮。一般一人点三五个炮。还得数着响了几炮，看看有否哑炮。一旦有哑炮，一定要排掉，才能下山回去。我排过很多次哑炮，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时指导员杨国泰对安全也抓得紧，附近其它团的采石场上都有出死人事故，我们最多是受伤，好像伤得较重的是一位北京知青，后来提前“病退”了，我们都没有死亡过一人。听说，三连开荒一炮炸死四人，当时就有人说，他们没有经验，让我们去干就不会出事了。我们排哑炮，没有个四、五十分钟或一个小时，是不会上去排哑炮的。再说，就是去排哑炮也只是一个人上去，绝对不会四人同时去的。排哑炮的时候，小心翼翼，用掏灰勺一点一点地慢慢掏的……
     但是，有一件事差点要我的命。那天正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们几个光着膀子（记得有张志成，李洪元等几个北京知青）坐着休息，头顶上悬着一条巨大的石头。坐了不一会儿却有人跑到顶上用撬棒去撬石头（好像是一个哈尔滨知青），忽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这块巨石因为撬动的作用迅速塌了下来，不知谁拽了我一下，我也顺势往外扑去。我们原来坐的地方是几根钢钎排架在石块上，再垫上棉手套的。等定下神来往回一看，钢钎都砸弯了，棉手套都砸得粉碎，真是险哪！真是死里逃生阿！
     我们工程一连建房的砖、砂子、石头、木材等材料都是我们去装车、卸车的，车就是汽车连的解放牌大卡车。经常会有卡车轮子陷到路边沟里，车上的砖或石头或木材碰伤了人的。记得有一次车急转弯，把我人甩了出去，使我双腿挂在了车厢板上，幸亏有人把我提上来了。
     记得有一年，不知是黑龙江省歌舞团，还是哪个城市的慰问团来农场慰问演出，我在名山边防站（或是面粉厂）帮着盖房子。坐上团里唯一的小面包车回新团部，刚过八连在通往新团部的路上，不知是路滑还是车内人挤得太多，车一下就滑到路边的沟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面包车翻倒在沟里，车门在最下面，我当时被压在最底下。记得当时车上有干部股、军务股的几个现役军人，指挥大家顺着窗户一个个往外爬出来，等车里的人全爬出来后，再把车顺正起来，推到路上，大家再上车，一路开到新团部。有人说，幸亏没有着火或爆炸，否则，一车人就“报销”了。
      在北大荒的十年里，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是永远难忘的。记下来，给自己看，记起一些回忆；给孩子看，希望这些都成为过去，永远地成为过去。

吴卫东

念胜兄农场期间竟然经常与危险为伴，能够全须全尾的回来，既是上天的眷顾，也是自己的幸运。那年月上山伐木，赶套子，放排，采石，小兴安岭救火都是高危险的工作，经常出事。知青们涉世不深，没有经验，如果没有 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带着，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颜逸卿

    如果说，当年讴歌革命英雄主义是激情燃烧所致的话，那么，四十年后的知青理应进入冷静的反思。念胜兄的文字，当年九死一生的记忆，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在知青史上留存一道不可忘却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