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籍天津知青”的由来 韩三梅
“北京籍天津知青”这个命题从何而来那?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四十四年前说起。 1969年的4月,初春,北大荒。 我是头一年的6月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2团的,1969年1月调到团部刚刚组建的宣传队。 4月2日那天,记得是有“最高指示”传达到团里,团党委立即组织机关人员集中到老团部供销社南侧的彩门前集合等待迎接“最高指示”。 这种事情是缺少不了宣传队的,大家各个手里都不闲着,有抬鼓的,有拿锣的,有握镲的。一阵锣鼓家伙事儿热闹过后,大家的迎接任务就算完成了。在回机关的路上,团里的一个参谋让我马上到参谋部张振武参谋长那儿去一趟。 因为不知是什么事儿,我惴惴不安的来到他的办公室。张参谋长随便跟我聊了两句就单刀直入的说明了主题。原来是团里决定让我随师部的其他人员一起去天津招收知青并将他们带到12团来。从他的办公室一出来,我像一只小燕子一样飞快的跑回宿舍,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宣传队的战友。大家也为我高兴,一是到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去接知青,这种事情千载难逢;二是天津离北京很近,肯定能回家看看。这对于从没离开过家,一下子从北京跑到东北这么远的地方又近一年没见到家人的知青来说,是多么开心、多么兴奋的事情啊! 4月6日,我随12团参谋股的孙玉山参谋,与在师部集合的其他团的(11团、14团和16团的)一行8人一起出发来到了天津。 在天津一呆就是两个月。这期间招收工作不但没有遇到我想象的难度和障碍,反而是我们的驻地经常被不想去插队而要去兵团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围的水泄不通,主要是想见见我们并希望能帮助他们去兵团。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招收任务。 也就在这时,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弟弟韩振西也顺势从北京带到了12团,我弟弟就是“北京籍天津知青”的主角。 1969年3-4月,北京的毕业生也在待分配之中。 4月中旬弟弟的学校定下,这批学生去内蒙兵团。弟弟正在办理手续并等待行期。 4月20日,利用在天津招收工作空闲之时,经负责接收工作的领导的安排和批准,我幸运的有机会回到北京看望家人。高兴之后,妈妈和我说起弟弟将去内蒙兵团之事,言语之间透露出姐弟俩虽都去了兵团但还不在一块儿,如果能在一起,即响应了政府“上山下乡”的号召,又能相互有个照应的想法。我当时也马上感觉到能这样该有多好。但考虑自己这次出来是具体办事人员,与这次招生工作的负责人---现役军人、16团参谋股的股长(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时间过于久远,我没能记住这位股长的姓名)刚刚接触还没有深交,要办成这件事只有他点头才成。因为没有把握一定能办成,我也就没有立即答应妈妈。 回到天津之后我没敢贸然行事, 但这件事我一直放不下。过了几天,16团的参谋股长让我和他一起去河西区的一所学校,向学生们宣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的概况和种种优越性,并且让我现身说法,好让学生们放心到兵团来。我按照股长的要求履行了自己该说的话和该办的事。也正是这次与股长的深层接触,给了我向他开口说想把弟弟从天津一起带走的机会。令我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不好开口,即使说了也要费一番周折的事儿,跟他一说他居然痛快的答应了。还说让谁去都是去,干嘛不让咱自己人去,你只要能把你弟弟的户口和档案关系从北京转出来,我就接收,就能让他成为天津知青到咱二师去。 这可真是天助我也。我高兴的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也高兴的不知怎么好,弟弟当然自不必说了。于是弟弟将自己的户口关系从街道派出所办出来、档案关系从学校取出来,自己跑到天津交给我。我将这两份档案交给了股长就再没过问,股长轻轻松松、自自然然的就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于是弟弟韩振西就以天津籍的学生身份,在股长的关照和安排下,于当年6月26日随着天津几所学校的孩子们一起到了二师12团。
姐弟俩-- 新团部办公楼前合影
姐弟俩---新团部招待所前合影
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慨:上天给了我一次估计在知青历史记载上也是为数不多的接收知青的机会、巧合的正赶上弟弟分配了但还尚未办完手续、又让我遇到了一位理解人情又乐于帮人的好现役军人。 在团里不知道此事缘由的都只知道韩振西是韩冷的弟弟,是北京知青;知道他是以天津知青身份去兵团的又不知道中间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我也从未向别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我刚步入人生没几个月,就利用工作之便走后门办事,毕竟不是值得向别人炫耀的事情。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我想我的做法应该能得到荒友们的理解和同情吧。 事情过去40多年了,它前前后后的经历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今天把“北京籍天津知青”亮相,一个目的是让荒友们知道当年知识青年虽然是上山下乡,但我弟弟到12团还经历了一个由北京知青转换户籍---由北京知青变为天津知青的过程。另有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郑重的谢谢那位曾经帮助过我的好人,他就是二师16团参谋股的股长 ---- 一位我真不该忘记姓名的人。 201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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