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唱(58) 和王显庆大哥笔谈 显庆大哥: 您好,这些天本想再唱几回,但迟未动笔。一是名山归来荒友们发来的文章和照片雪片般涌来,令我先读为快、激动落泪,一心想尽快地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所以天天在整理发送邮件,一时不能静下心来。二来是葛长根、李德贵、石予民、李福林和您这几位大哥太有才了,不写则已,写了就把人震吓住了,回头看看我的那些瞎唱,脸红了,胆怯了。 匆匆给大哥发了简短的回信,远不能表达我的意思。今来信中,大哥高看我了,小弟受不了。 这几天还在想,有时间一定上门拜访您和老乡嫂子。我很想听大哥的故事,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大受欢迎。和嫂子也是第一次见面,感觉到嫂子是很好的人,只是她跟着您吃了不少的苦。那天在酒席上,我竟然在斟酒之后没有和嫂子接着碰杯喝酒,我一贯很忽视酒席的上的客套和什么酒文化,虽常身处这种场合,也没学会,常常失了礼还不自觉。 大哥的文章与众不同,言语很独特,文风也显现了您的个性吗?我与老石、小冉沟通过。看出来,大哥的文字功底真好,我猜想这些年您也一直和文字打交道吧,您一定很喜欢读书、勤于思考。 大哥文章的除立意明确、文字精练、结构严谨,读来很明晰顺畅外,最重要的是将把那些普通惯常的事件施以很新鲜的视角,抓住人心,让读者震撼,以至落泪。这就不仅仅是文字的功夫了。 您写下学生家长送您离开北大荒那一刻的大段文字: “这是我的第六次,在我心里当时以为也是最后一次使用这条铁路线。是汽车队宋师傅用大解放一直送我到鹤岗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甚至脚都没有沾地,从汽车的驾驶室一步迈上火车。宋师傅也是一位学生家长。当时他眼含泪水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像一支利箭射在我的心上。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羞愧难当:“您们都走啦,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呐?”我不无同情然而又无奈地回望着他,我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一路上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向路边的风景投去告别的目光。回想那山那水那人群,那惜别的挥手,那笃深的情谊,那苦涩的笑脸都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我就这么去了?我就这么去了。我觉得我辜负了他们,我对不起北大荒。不觉两行清泪挂向腮边,以至于坐在对面的一位大嫂关切地问:“是不是那儿不舒服?”我说:“想家……”。” 令我感动的是,大哥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得那些话、那情景,自觉很对不住那些孩子和家长,牵挂着那里的名山的教育和那里的孩子们。 联想起您和我两次说起很遗憾名山农场至今还没有高中部,我更理解了您这次回名山的心境。 知青们潮水般的离去,造成垦区各方面尤其是教育方面的巨大损失,影响至今。谁都知道,这和知青个人无关,更不能苛求指责哪一个人,以一己之力不可能去抗博那滔天大浪,即使“有心济世”、却也“无力回天”,这是特殊的历史造成的不可逆的大趋势。 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的知青教师的离去说三道四,这些年回访农场和接待来京的农场老同事、老领导和老师们后都能感觉到他们对此都能够充分理解,学生们长大了也渐会明白,所以,老哥不必过于自责。 “……不论怎样的热烈场面,在笑容背后,总是有一丝沉重难以解脱。”我的感觉是,大哥背负这样折磨人的“精神十字架”真是太沉重了。 我终于查到了这句话: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 林肯 我想,自觉地背负上精神十字架,从另外一个层面说,也是一种关怀、责任、道义和良知,对亲人、对社会也对他人。我从德贵、予民和长根大哥的文中也感觉到了这些。这些东西不是理论不是口号,是具体的、可做的,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评价一个人,看什么呢?这不就是最本质的东西吗? 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这些东西不随年龄和大环境改变,好象与生俱来的,想绕开不可能,想甩掉都困难。 小弟愿大哥在写完了这两篇东西之后,您的背负感能有一些解脱。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对同一事件,就会有很不相同的认识。我想,人对自己的认识实际上最难,就象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一样,人类可以上天入地,面对癌症几十年却征服不了。 我设想,如果1966年的文革前夕,那张已经在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录取通知书’真的把您送进艺术的学苑;如果您在1978年后顺利考入大学;如果您回北京后继续搞教育工作;如果家庭没有那么多的困扰……会有什么样的今天呢? 残酷的是,这一切假设都没有成为现实。虽终有不甘但您默默的承受了这命运的安排,走过来了;虽身心俱疲但大哥能淡然相对这一切,令我起敬。 我也想,再如果,我是您,我会象您一样为生活费尽心力,从天安门广场为人照相开始,奋斗、苦斗?我会如您那样,为妻女的团聚,不惜像“狗特务”样盯人家的稍,低眉屈就地给人送礼? 剖白自己,拷问灵魂上哪怕一点点丑念,对历史、社会、对他人也承担一些自己的责任,这是很高的境界,我在巴金和周杨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境界。 几位大哥都是有思想、好文笔的人,和您们交流,是真切的学习,有实在的收获。 几位大哥都是知恩、重情、晓义的人,我愿意和您们交朋友,请认下我这个无知小弟。 小弟忠强 2007-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