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荒友们
荒友们张抗抗我曾记述了在那个年代里，被极“左”思潮毒害较深的一些知青干部。希望以此检审自己的心理渊源，并警醒世人。
但并非知青干部都是如此无知无德无情的。
我遇见过许多正直而可爱的人，至今难以忘记他（她）们。
二分场一连连长周剑起，鹤岗老高三知青，人高马大，像座黑铁塔。他看上去挺严肃，却心地善良；他不善言辞，却喜欢思索，身上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凝聚力，南方北方的知青们，对他都很服气。他干活从不惜力，最苦最累的地方都是他亲自带队。要说“以身作则”的基层干部，他是我一生中曾亲眼见到的“典型人物”。有一年冬季脱谷，要赶在上大冻之前完成任务，他连续七天七夜没睡一个囫囵觉，一直在场院里带领大家顶着干；他沉稳务实，从不搞那些溜尖耍滑、虚张声势的假动作，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不得不出头露面时，对人也总是手下留情。我不是他那个连队的知青，不归他管，只是在有目共睹的口口相传中，听说他种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态度，发现他与那些名利之徒，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他的吃苦耐劳和朴实谦虚，源自他天生的良好资质，是他品性中固有的本色，而并不是为了出人头地，专门做给别人看的；他干得比别人出色，是因为他具有出色的能力。
由于我见过了同代人中，可以有这样踏实苦干的人，所以，我无法相信所谓的“优秀知青”那些整人告密、溜须拍马、趋炎附势的行径，都是被“时代”所迫不得已而为；更无法相信，文革时期，人人都应该或者必须变成魔鬼的；那些变成魔鬼的人，还是因为心里的鬼气原本就太重了些。
一九七五年左右，周剑起担任鹤立河农场的副场长，主管农业生产。他一直满怀改变农场面貌的激情与理想，打算留在农场干下去，把生产搞上去。我在一九七六年回到农场，在场部宣传科工作的那一年中，他同我简单交谈过几次，说起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后来的事情，我相信他是会坚持“扎根农场干一辈子革命”的。但后来我听说他在关于国有农场发展的具体思路上，和上级管理局的领导发生了一些分歧，他的情绪一度有些低落。知青大返城开始，人都快走完了，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他才不得不最后下决心办回鹤岗去；临走前，还被免去了副场长之职。听说他回城后，安排在鹤岗矿务局农业处主管农工商联合企业，相当于副处级的级别。对于当年曾经率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他来说，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可他仍然像在农场时那么拼命工作。但因他当年组织“大会战”扛麻袋时，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的顽疾，回城后身体已是每况愈下。
我离开农场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惦念着他。想起他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悲壮之感。一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二〇〇二年夏天，我才有机会回农垦去“探亲”。那时，任职于浙江省粮食贸易公司总经理的原杭州知青颜世棣，出于当年对北大荒的感情，与农垦合作开发东北大米，已在宝泉岭镇开了一家米厂，收购加工销售“食为先－北珍”牌大米，销往江浙各地。颜世棣诚意聘请当年的老领导和老战友周剑起，出任这家米厂的经理。剑起一听说回农垦侍弄粮食，立马激情澎湃，毫不犹豫地离职离家，匆匆奔赴宝泉岭，在垦区重起炉灶，准备大干一场。
这也许是真正的黑土地缘分——在分别了三十五年之后，我见到剑起兄，竟然还是在“农垦”的地盘上。
他出现在会议室门口的那一瞬间，我几乎认不出他眼前这位微微佝偻着身子的黑脸大叔，腰疾使得他无法完全直立，他几乎是弓着腰朝我走来。当年留在我记忆中那个强壮、豪爽、刚毅的东北汉子呢？只有他那双充满善意的眼睛和憨厚的微笑，让我依稀辨别出旧日的影子。我迎上去，拥抱他，他的手掌温暖而厚实。那个时刻，几十年存积的苦难、酸涩和委屈，一齐在心里翻涌，泪水忽地盈满了我的眼眶……
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献给了北大荒。
然而，被“摧残”和损毁的，除了身体，还有理想。理想本身是应该没有错的，那么，是什么错了呢？我不敢向剑起追问他一生奋斗的价值，若是他最后的一点信念也被摧毁，那么还会剩下什么？
一九七三年我在八分场的时候，认识一位马倌，他养的马，一匹匹都毛色锃亮、油光水滑的。有一次，我们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大群马在草甸子上自由自在地吃草，那瘦瘦的马倌就坐在树下，用小刀削着一根棍。大约三十多岁，不像是“二劳改”。
我们走过去，嘻嘻哈哈地对他说：“把你的马给我们骑骑吧！”
他竟连头也不抬。
我又说：“就一小会儿，我们不会把你的马骑坏的……”
他闷着头哼哼说：“你们还能把马骑坏了？我是怕马把你们给‘骑’坏了。”
他抬起头，狡黠地笑了，露出一排黄黄的牙齿。然后，站了起来，对着远处的另一个马倌喊了一声，意思好像是让他把那匹白马牵过来。
“你们骑他那匹马吧，那匹白马老实。”他对我们解释说，“不是我舍不得让你们骑我的马，我的马‘贼认生’，厉害着呢，要是摔了你们，可不好办……”
那白马牵了过来，我们一个个地轮流骑了一遍。可惜那白马老实得有点过分，任你怎么勒紧缰绳，它就是慢悠悠地迈着方步，慢慢吞吞溜溜达达，根本就不会奔跑，弄得我们大为扫兴。他嘿嘿地笑着说：“这马练的是满人的官步。”
我发现这个马倌心眼不错，就记下了他。每次经过那片草甸子，都会同他打个招呼。后来收到杭州家里的信，说是一个亲戚病了，需要母马分娩时的胎盘做药。我跑去问他有没有这种东西？他说：“开春时等母马下小马驹子的时候，留心收下就是了。不过，那玩意儿得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后才能邮寄。”
我说：“拜托你啦，如果马号有马下驹子，一定别忘了帮我这个忙啊。”
他嗯嗯地应着，像是没往心里去。
那年秋天我就调到场部宣传队去了，第二年春天回了杭州。我在杭州、上海写《分界线》，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才回到农场。我被留在场部宣传科工作，又过了些日子，才有机会回八分场去取东西。到了八分场，我忽然想起了母马胎盘的事，就跑到马号去找那个马倌。
他正在喂马，看见我，淡淡地问道：“那胎衣你还要不要啦？”
我惊喜地说：“要啊要啊，你不会蒙我吧？真给我留啦？”
距我向他开口要胎盘，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我真不敢相信他还记得此事！他当即骑自行车出去，从家里拿来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里头的东西像牛皮纸一样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他小心地打开包裹，我看见了一团淡黄色的干爽的马胞衣，在他粗糙的手掌下一点点展开，然后骄傲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的喉咙热辣辣的，一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收下了他精心保存了三年多的这份东西，却没有一点礼物作为回赠。至今想起来，心里还觉得不安。
就在那会儿，我看见他的十个手指，都是红肿而弯曲的；他行走的样子有些蹒跚，全身的关节好像都不太灵便。我惊讶地问他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病？他苦笑着说：“类风湿，老毛病了……”
那一次我答应，一定要帮他去打听一下城里的大医院，哪儿能治类风湿病。回到总场，把那个母马的胎盘寄走以后，我确实是往杭州和上海写过一些信，希望能找到治疗类风湿的特效良药。但所有的回信都说类风湿是一种顽症，目前还没有特殊的治疗手段……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就把这事儿渐渐地淡忘了，由于没有结果，我连一个口信也没有捎给他。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后来的一些年间，只要我看见或听见“类风湿”三个字，就会想起他——那个我连名字都没有记住的马倌。我真希望他的病已经痊愈，晴朗的夏日，他会悠闲地哼着小曲儿，与他的马群一起在草甸子上溜达…… 舒蕙兰，鹤岗知青，比我小几岁。小个儿，结实精干，圆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我在八分场时，她和我同在科研班干活，她对人特别好，热心肠，任何时候总挑重活儿干，好像永远也不知道累，什么时候都快快乐乐的。
那年秋收，科研班也去大田连队帮着收大豆。我下乡多年，还是第一次收割大豆，早听说割大豆最累人，却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百倍：豆秸“贼”硬，镰刀必须是极其锋利的，还得会使巧劲，一镰下去，劲儿用得恰到好处，豆秸顺势折断倒下；否则，割不了多远，那镰刀就磨钝了，不是割大豆，而是砍柴火了……
我哪会割大豆呀！一下两下三下，那大豆秸死活就是割不下来，握镰刀的右手，不多一会儿就磨出了血泡；抓豆秸的左手，全被干叶干枝划破了；大豆矮，腰得弯得好低，弯下去就直不起来了，只好蹲着割，一步一步地挪移；眼前那几条垄的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才开不久，我就被人们远远地甩在后头了……
铲豆子抱垄，割豆子也抱垄。这一抱垄我的劣势就全暴露出来了。然而，割不完这几垄豆子，就别想收工回家……
心里好着急啊！干脆，扔了镰刀就用双手拔吧。没有人听说过拔大豆吧？我就拔过，拔得鞋里全是土，掌心都是血；拔得人差点都要趴在地里了，还是赶不上趟。
舒蕙兰的笑声忽然从我头顶响起来。她说：“你吗呢？没见过这么割大豆的，贫下中农要是看见了，还不笑话死你！”
说着就弯下腰，在我前头接过垄，刷刷地开镰割了起来。
你看看人家，人家也是下乡知青，可那活儿的，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就像舞蹈艺术表演，那么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她手里的镰刀飞舞，身后割倒的豆秸在垄台上排得整整齐齐，连个豆粒儿都不带蹦出来的——我傻看着舒蕙兰，又是羡慕又是惊讶，只能为自己的笨无能羞愧……
快到地头时，舒蕙兰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她的脸蛋通红，气喘吁吁，手里的镰刀也开始打晃了。等着割完最后一丛豆子，她累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垄台上。
那年秋收，我的大豆地，差不多有一半是舒蕙兰帮我割下的。我除了说声谢谢，还能怎么感谢她呢？我从未问过她，为什么要这样拼着命帮我？自己的活干完了再帮别人，可得消耗几倍的力气。但她好像连想都没想过这些，只是看不过去，看着着急，只是想把豆地快些割完……那是一种同情和爱的本能！当我在困境中承受过这种友爱，我从此无法不相信世上有大善之人！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在离开农场五年以后，重新回鹤立河探访时，曾到八分场去看望过舒蕙兰。那时她已同一位姓高的鹤岗知青结婚，在八分场安了一个小小的家，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她告诉我，她不想返城回鹤岗去，农场的日子过得也挺充实——“在哪儿过不是过呢？就看你自个儿咋过了。”看样子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听说她是因为爱上了小高后，小高不肯走，她才留下来的。小高原是一个知青连长，实干苦干，在全场都小有名气。她和他都没有在扎根信上签过名，但却终于在农场“扎”了“根”；我想，那是因为有了爱的土壤。
算起来，舒蕙兰的儿子也该上大学了，不知后来这些年她最终是留在农场，还是回到了鹤岗。但我想她无论在哪里，都会生活得快乐幸福。
幸福无法比较，幸福有时很简单。幸福其实同他人无关，只取决于自己对幸福的感知。 李亚芬是宁波知青，个子同我差不多高，大块头，圆墩墩胖乎乎的，嗓门大，力气大，伸手同其他女生掰腕子，总是她赢。她的脸色永远红润健康，走起路来咚咚响。她有个妹妹叫李亚男，也在八分场，长得文静秀气，说一口“嗲嗲”的上海话，细声细气，同她一点不像。她妹妹是上海人，她怎么是宁波人？大家都纳闷。相处时间长了，她告诉我说，她的父母确实都在上海，但从小把她送到宁波的外婆家长大，所以，就和她妹妹不一样了。
亚芬与我投缘，我刚调到八分场，人还在牛车上，她就跑过来接行李，把我领到了宿舍，让我睡在她的铺位旁边，同她做伴。亚芬干活是一把好手，特能吃苦，也不怕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顶医生用的白布帽子，整天戴着，地里屋里的灰沙都不躲避；亚芬实在，没那些上海人的小算盘，说话直来直去，高兴了就哈哈大笑，生气了就骂人，活得很是轻松自在。没过几天，我就喜欢上了亚芬，整天跟着她，她指点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准保不会有错。到了农闲放假，我要拆洗被子，亚芬说什么也不让我动手。她说你看你那么瘦，哪里像个干活的人？我来帮你洗，一会儿就洗好了。她不由分说就去挑水烧锅，七手八脚就把被单泡在盆里，两只粗壮的胳膊有劲儿地在搓衣板上搓揉，真的是一会儿工夫就把被单洗干净了，麻利得“一塌糊涂”。其实，亚芬的妹妹也需要她照料，里里外外的生活琐事，处处呵护着，都替亚男打点了。我说：“我比你大，你别把我当亚男一样老管着。”她嘿嘿一笑，说：“我就只会当姐姐，是操心的命，再多一个妹妹，横竖一样的。”
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写作，一有空就趴在炕上看书写字，没时间陪亚芬闲聊。起初她很不习惯，有事没事老想同我说话，我故意不理。过了几天，她也开始拿我的书看，一会儿问我这个，一会儿问我那个。我只好放下手里的事，耐心地给她讲解。
亚芬人很聪明，却不知为什么，总是搞不清“蜜蜂”和“蜂蜜”的区别，她会说：“哎，你晓得吧，水库那边有人在养蜂蜜呢，下次我去给你搞点蜜蜂来吃好不好？”我“扑哧”笑出声来，告诉她“蜜蜂”和“蜂蜜”恰好应当倒过来使用。她恍然大悟，笑得在炕上打滚，缠着我再仔细讲一遍“蜜蜂”和“蜂蜜”的区别。我问她懂了没有，她说懂了；记住没有？记住了。可是下回一说到“蜜蜂”，又变成了“蜂蜜”，算是没治！再纠正，还是一个颠三倒四，蜜蜂、蜂蜜越发纠缠不清了，只好拉倒。
有一天，亚芬兴致突发，让我教她识简谱。她说：“如果学会了简谱，就可以自己看着歌本儿学唱歌了。”我拿了一首歌谱开始教她，一边在炕沿上打着拍子，再教她自己打拍子掌握节奏。那几天亚芬一有空儿就开始拍打炕沿，拍得手掌通红，炕上一片尘土飞扬；宿舍里满耳朵都是亚芬的歌声，女生们却逃得一个不剩。如此持续了几日，有一天晚上，亚芬一句歌词憋在喉咙里，满头大汗地扑倒在炕上，甩了手里的歌本儿，伤心地对我说：“不唱了，不唱了，这比干活累多了！”
亚芬下乡前，只上到初一，读书不多，但她心里是喜欢学习的。自己学得艰难，就索性把她对知识与文化的景仰，都转嫁到我和她妹妹身上。那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亚芬全力以赴操持她妹妹入学的事情，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真的把亚男推荐回上海一所大学去了。等亚男走了以后，剩下亚芬一个人，顿感失落，只好把原先给亚男当姐姐的心思，全部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那时候白天得干活，我全靠晚上那么一点业余时间来看书写字。宿舍里那个微弱的灯泡，恰好悬在我的头顶，我每天都比别人睡得晚，亮着灯看书，自然也就影响别的女生休息。旁边的女生有意见，气呼呼地爬起来，狠狠拉灯绳，把灯灭了。亚芬躺在我旁边，明明已经睡着了，黑暗中竟突然惊醒，一步跳起来，拽着灯绳把灯重新打开。那个女生很生气，说她多管闲事。亚芬只穿着内衣内裤，爬出被窝，就站在炕上同人家争吵。她理直气壮地说：“公家的电灯是公用的，电费不是你掏，你凭啥关灯？你要是点着灯睡不着，就回家去好了。下乡那么多年，连睡个觉都这么娇气，再教育都白浪费了……”
说得那女生哑口无言，一把掀过被子蒙住了头……
亚芬维护我，几乎毫无原则。但我自知没理，第二天去买来蜡烛，熄灯后，自己点着蜡烛看书。亚芬为此愤然，再不同那个女生说话，可谓爱憎分明。
其实，亚芬的人缘不错，分场的职工家属，都夸她心眼好能吃苦，亚芬亚芬的总挂在嘴上。一次，亚芬诡秘地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到唐姨家去吃油豆角，她让我把你带上。”那天唐姨专为亚芬炖了一大锅自家种的油豆角，碧绿喷香，糯米粽子一样。我足足吃了一大碗，撑得肚子都胀了，还想吃。如今想起来，这算是我在农场八年中，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之一了。
那年深秋，宿舍里的炕洞边上砌了炉膛，烧煤取暖，屋子里很暖和。到了晚上，我在灯下看书，亚芬就坐在一边织毛衣钩花边什么的，一边在烧红的炉盖上，烤生土豆片，或是切成薄片的大饼子和窝头。很快屋子里就飘散着一股烤窝头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亚芬总是把烤好的大饼子薄片，悄悄地放在我的能够着的地方，我看着书，用手抓着那薄片填进嘴里，又香又甜，刚出炉的窝头片那种滋味，比饼干和椒盐桃片还要好吃。许多年中，我无数次地回想起那个夜晚的情形，回想起连队宿舍昏暗的灯光下，亚芬被炉火烤得红润发亮的面孔。我意识到，那样温馨的夜晚，在我的一生中也许都不会再有了。亚芬对我的好，只是因为她想对我好；是那种不求回报，没有任何功利意图的好。也许仅仅混杂着一点点对文化和知识的渴求和向往。那种青春的友谊，情感的依傍，孤独中的慰藉，彼此无私无求的信任……是那样纯洁真诚。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能温习而不可重现！于是，我心里充满了忧伤的感动，眼睛忽地酸涩了……
有一段时间，亚芬常常被派去打夜班拉砖，第二天白天，便常常向我提起那个开“热特”的司机杨胖。杨胖是东北人，家在笔架山农场，为人有些傲慢粗鲁，我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但亚芬总是说他的好话，说大家对杨胖有误解，这人其实厚道，心眼儿好，正在发展她入团。有人传闲话，说亚芬对杨胖有意思，我压根不相信，南方知青一般是不愿同东北知青搞对象的，这一点，聪明的亚芬应该能把握自己。我没往心里去，连问都没问过她。过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去了。那一冬天我都没见到亚芬。
等我两年后从上海回到农场，听说亚芬已经病退回宁波去了。奇怪的是，当年年底，亚芬竟然又从宁波回到农场，和杨胖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她独自一人回了宁波庄桥。到了一九七七年年底，再一次回到农场，生了一个女儿，在农场住了整整一年。那时我已去了哈尔滨上学，亚芬写信让我给她的女儿起名，我说就叫“杨澍”吧。杨树得水易长，何况李亚芬的名字中有木和草，也算象征生命得水之意。亚芬后来给我的信中，就一口一个杨澍如何如何。到了一九八〇年，亚芬把杨胖的户口也办回宁波，一家三口人在庄桥生活。亚芬在一家电器元件厂上班，杨胖在一家工厂当驾驶员。亚芬爱上了杨胖，就一直爱了下去，还把他带回了老家。一家三口在庄桥过着平静的生活。
到了一九八一年春，我正在杭州探亲，亚芬写信给我，说她马上要到杭州来看我。我当然高兴，也真想见到亚芬。但不巧我随后接到通知，必须立即到北京去开会，算算日期，实在是无法等到亚芬来杭州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道歉，相约下次再见。
此后，亚芬再也没有找过我，我也没有亚芬的地址。我和亚芬断了联系，想必亚芬一定在心里怨恨我的无情无义。
十七八年过去了，我一路急匆匆地朝前走去，一路上丢失了许多珍藏。
但我始终想念亚芬，我无法偿还她曾经给过我的那么多友爱。
写亚芬的这一节短文，曾以《知青女友》为题，一九九七年发表于《中国妇女报》。不久后，我收到了报社转来亚芬的信，她说有同事看到了我这篇文章，一看就知道她肯定就是我写的这个亚芬。此后我们恢复了联络，得知她后来又生育了一个男孩，也已经长大成人。她似乎具有良好的商业悟性，回到宁波后，近年来专做电器配件销售，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业务经理，从知青到经商的身份转换，完成得十分顺理成章。二四〇〇年，杨胖突然因车祸罹难，亚芬悲痛欲绝，我劝她出来散心，那年秋天亚芬带女儿来北京旅游，我接她到家里做客叙谈。亚芬一见到我便号啕大哭不止。二〇〇五年年初，我去宁波开会，再次相聚，亚芬已经从悲痛中逐渐走出来，重新积极拓展业务，孤独而充实地生活。那是一个乐观开朗、真诚朴实的亚芬，我能依稀辨认出她三十多年前的影子，却又是一个在宁波商海沉浮锤炼得更为坚韧精明的亚芬，我发现这个年逾五十岁的新亚芬，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了。
北大荒的日子，苦难由于青春而变得欢乐；欢乐由于友爱而得以保存。若干年后，苦难渐渐地被遗忘，而刻骨铭心的却是那些丝丝缕缕的快乐，就像荒凉的河滩上，埋没或闪烁在泥土中的粒粒金砂……
本文选自《问问自己》，张抗抗／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11月。
长见识，我知道有鹤立林业局，原来还有鹤立农场啊！
土豆教授为《名山家园》的付出，一寸丹心日月可鉴，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留下的是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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