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大荒演出队的1976
《当代》2012年第4期北大荒演出队的1976张健
张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初下乡黑龙江兵团，放猪、伐木、采石、农田农工、教书哄孩子。高考恢复后上学，后在中国体育报干记者。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多部。主要代表作为：《辉煌的悲怆》、《珠穆朗玛之魂》、《母狼衔来的月光》、《红牌之死》、电影《女足九号》（合作）等。曾两次进藏，随中国登山队去南迦巴瓦峰和珠穆朗玛峰采访，《珠穆朗玛之魂》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获全国冰心图书奖和国际奥委会2004年颁发的奥林匹克文学大奖。
那个时候，在我们北大荒的兵团，很有些重视文化建设的架势。例如放映电影，会根据这部影片的政治重量，决定放法，分“轻放”、“重放”。——轻放不用说，常规。重放，印象中有三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套拷贝，可以在相近的三四个连队白天一起“串放”，错开一本两本的时间就可以。团里专门特配了四部三轮摩托，用来跑片。摩托车上三个人，一个驾驶员，一个跑片的，竟还有一个持枪戴白手套的“武装民兵”！放着放着，下本片还没到，等；食堂的窗子全都用棉被堵严，白昼如夜。一听外面猛传来秃噜秃噜山响，全场人就摸黑使劲鼓掌，来啦！——这算最“重”，规格最高。还有一次重放，是“九大”的纪录片。那是1969年春上，我调到了刚刚组建的新建连。营部放映组带着片子来到荒原上我们的帐篷里，为我们四个人放专场。我们四人坐在草铺上，和人民大会堂的领导代表们一起鼓掌，参政。电影放完，为表示看到领袖的激动，便喊道：“再放一遍！”一个营的，熟，放映员许是看我们的帐篷被狂风鼓得呼蹋蹋呼蹋蹋，太艰苦，就笑笑应了，马上日日倒带子，重放。我们就又热血沸腾了一遍。为四个人，一部电影放了两遍，这在当时很罕见。
再有，就是《决裂》了。故事影片有此级别，这是惟一。片子到了我们这个营，只给一天一夜。七八个连队，怎么办？排，排到哪个连队，几点到就几点放。到我们连是凌晨三点，等于得折腾一宿啊。明天，可以不出工了。
《决裂》是1975年北影拍摄的。取材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建背景，在银幕上首次展现了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导演李文化，主演郭振清（就是《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据说这部影片是江青亲自主持拍摄的，为“文革”后期最重要的政治影片，被称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登峰造极之作”。郭振清饰演男一号，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影片聚焦上农大要“农民”还是要“学历”？结尾号召同“资产阶级旧教育体制实行最彻底决裂”。而影片中让全国人民无法忘却的，是葛存壮饰演的一个专教“马尾巴功能”的孙教授。
（三十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访谈郭振清的节目，这已是临终前夕的他了。对着镜头，他悲伤已极，老泪纵横，欲语哽咽。据说，访谈时提及到了电影《决裂》。）
——为什么提到电影《决裂》？
它让我回忆起一段北大荒演出队的往事。我们兵团演出队，也演出过一个和《决裂》相似的“故事剧”。
那是怎样的“故事”？
一
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68年6月30日。以原东北农垦总局的93个国营农、牧、渔场，合编为6个师，辖58个团，76个营，1293个连队。在黑龙江边境地区牡丹江、密山、虎林、抚远等地执行“屯垦戍边”任务，历时9年。
自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全国约54万知青自四面八方抵达兵团。他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
1968年来的这批，多为高中、初中毕业生（这批人，其实都是1966年毕业的，“文革”一起，轰轰烈烈、风风火火、摧枯拉朽闹腾了三年“红卫兵革命”，待1977年高考恢复后，大部分人尚有应考的能力和权力）；而1969年来的，多为当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批人，说是初中毕业，三年革命闹罢，其实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水平，年龄在16岁左右，彻底失去了1977年参加高考的能力和权力。返城后的境遇，绝大多数很糟糕）。
那一年里，54万人啊，整列车整列车的知青，哐当当、哐当当，向东北，向东北，在震天的锣鼓声中“扎根边疆”来了。
有青年的地方，就有歌声。各师、团、营、连，文艺演出队呼啦一下子出现了。
你是想象不出那“盛况”的！——由于有的城市中学，是整班级整班级的端来，所以此原校原班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马齐全，他们到了边疆一下火车，就以所到兵团单位的名义，拉个场子开始“战斗”（演出）——演给同车抵达的战友看、演给去接他们的老职工看！演的、看的都分外自豪、惊喜和振奋。知青们到连队不久，就纷纷组织成立了演出队。比如我们三师二十团，近70几个连队，每个连队都有业余演出队。兵团有58个团，多少个演出队？近1300个！（有的团是后组建的，两级制，没有营级，较小）。
那是一种无法遏制的青春之火喷发的激情，激情如炽。
有的连队，竟然把八个样板戏中的四个，搬上舞台。水平有限，但敢想敢演。有的主力“演员”今天上台是英雄李玉和，明天上台变成匪首“座山雕”。
我曾所在的二十团七营二连，以北京四中和女三十六中知青为骨干，竟然排演出了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这好像是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作品，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长征组歌》一样红火，其中“八角楼的灯光”被很多知青喜爱、传唱）。没有道具、灯光、布景，自己做。没有乐队，北京四中的五个从来没有动过乐器的男知青王增祥、周孝正、武惠之、刘志民等人，紧急开了个小会，决定“这是一场落实扎根边疆的战斗，让我们迎接它。每人马上向北京的家人联系，自己出钱购买小提琴，半年内必须学会并投入排练和演出！”很多人几乎都没有舞蹈和歌唱基础，女三十六中以毕薇、侯熠为主的几个女知青骨干，团结了其他城市和当地的知青，办起了“舞蹈和声乐训练班”。奇迹真的出现啦，半年后，这台近60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精彩地登上了营部的舞台。台侧有合、伴唱队：背景有幻灯变换于天幕打出的井冈山、竹海、八角楼、领袖像……道具有长矛、梭镖、刀枪：灯光中竟然还有可移动的“追光”！
十九团的上海、杭州知青更厉害。团里举行了一次文艺汇演，人们吃惊地发现有三个营的演出队竟然都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对女演员，那可是立着脚尖跳啊！三九寒冬，零下30多度演出，“喜儿”也得穿得破衣罗唆，露腿露胳膊跳！团部马上抽调各营尖子，组成了一支“芭蕾舞《白毛女》演出队”，水平多高？能代表兵团去沈阳军区参加汇演，被称为“东北边疆盛开的芭蕾之花”。
——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在泥水或风雪中最艰苦的劳动之余来排练的。
于是，各师、团开始成立了专业的文艺演出队。最开始，有的以演出革命样板戏为主，所以也叫“板儿团”。
兵团是准军事单位，有部队的传统，格外重视文化建设。不仅定期组织各类汇演，还办起了各类学习训练班。比如，声乐训练班、文学创作学习班、曲艺学习班、戏剧学习班、诗歌学习班……待兵团要去省里、军区、全国参加汇演的时候，从各团演出队抽人，所成立的兵团演出队水平之高，足另其他单位望尘莫及，也是自然的了。
政治宣传的需要，同样也十足地、创造性地渗透进文艺演出——
两年后，一个团在一次扑灭山火中，烧死了17个知青。而被烧伤致残的十几个知青，竟然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去各团、营和连队巡回“讲用”。舞台、乐队、灯光。灯光骤然熄灭，乐起，一个兵团战士激越昂扬的朗诵声出现：“巍巍长白山，滚滚黑龙江，兵团战士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请看——”幕布突然拉开，追光的一束光柱，先投在一本鲜红如血的《毛主席语录》上，缓缓下移，高高举起它的是一只女性的被严重烧伤变形的手臂，然后，是她被烈火烧伤后结满疤痕早已无法辨认的脸；然后，另一个人的扭曲的残脸、残臂、残腿……英雄们一个一个被介绍。在舞台上做出各种扑火造型的英雄们，喊起了震撼人心的豪言壮语：“与祖国山河同在，与祖国边疆同在！”“火场就是战场，毛主席在指挥我们战斗！”“誓死用我们的热血，保卫祖国母亲！保卫天安门！”……台下，抽泣和哭声早已连成一片。
知青们的天真、浪漫、真挚和激情，好像也维持了五六年之久。慢慢的，变化开始了。
再去连队演出的时候，我发现坐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孩子和家属们，而站在后面的知青们，几乎全是破黄棉袄、腰上扎着电线、烂草绳。他们不再用正面的脸来观看演出了，而是侧着，斜视舞台上（说舞台，其实是地头或晒场）的一切，并开始无端起哄。他们最敏感的，是那些宣传“扎根边疆”的节目。一次，演出队正在演一个小歌剧《理想》，姐姐刚开始给妹妹做“扎根边疆”的思想工作，台下的知青吼道：“骗鬼去吧！你信吗？”“演错啦！不该给我们演，给返城的演去！”“有本事你们今天演完了别去吃小灶，陪我们喝汤！你喝一口汤我就信你一个理想！……”
这个时候，一些高干和有权有势者，正纷纷把子女办去参军和回城。
这个时候，连队再组织演出队，很难很难了。
但“有青年的地方就有歌声”是不会错的。近十年里，文化生活独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文化的饥渴，是知青最大的精神饥渴。好像是在1973年的冬天，我们正在完达山深处伐木，一个晚上，我在地窝子里的马灯下，正撕碎玉米叶子垫鞋，突然听到半导体收音机里播出了“革命历史歌曲五首”。我们都很震惊和惊喜，立刻凑在一起听、记录。其中，就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它自前奏就很舒缓柔婉，我们听出的，是一种难言的凄美和哀婉。很快，这首歌响遍了白雪飘飘的完达山林间。但第三天，一个让人悲痛已极的消息传来：附近一个营区的伐木点，16个女知青所住的地窝子，因为烤鞋半夜火起。那门，因为怕被风雪吹开，又是安成必须从里面往里拉才能开的，所以火一起，她们慌乱中全跑到门口，把门死死挤住了，谁也拉不开门，16个人全部烧死在大火里。（地窝子一半窝在地下，全是木头和草搭建的。）
后来，我们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搬上了舞台。乐队的前奏一起，我就好像看见十六只蝴蝶在苍茫大雪的山林间飘飞了起来……
（近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我们再唱起当年的这些歌儿的时候，年轻人看我们竟眼含泪水，说，你们还是在依恋那个极左的年代。是吗？不，不，绝不是！尽管我们无语……）
——是的，我该说说1976年兵团演出队的事了。对，那个“故事剧”。
二
1976年还是来了。
1月，地冻天寒。
我和妻子回到北京探亲的第十天。
傍晚，刚从首都图书馆回来，正抱着一大茶缸热茶焐手，岳父递给我一封电报，说，你们东北来的。我忙放下茶缸拆开，果然，是北大荒连队发来的:“接兵团司令部紧急通知，让你五日内到兵团司令部文艺处报道，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
捏着，很是诧异：去年10月，刚刚在兵团参加了个为期一个多月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怎么又要办？不可能啊！但“五日内云云”又言之凿凿。“紧急”两字又分外醒目，看来确有“急事”。那么 ，在京顶多还有三天了。一是快去几个好友的家中看望一下他们的父母；二去图书馆还书；三是打点行装准备北返。
次日，到朝内北小街的烧酒胡同去看望一个好友的母亲。恰好见到了他的大姐和二姐。她们都是教师。大姐在北京农业大学是教授，二姐在东城一所中学教外语。闲聊之中，不知怎么扯到了刚上映不久的电影《决裂》。
二姐问我：“听我弟弟说，你也写点东西。《决裂》，看了吗？”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很棒。很感人！”——我说的是心里话。对于这部影片出笼的背景以及教育路线的斗争，我一无所知。用当时的文艺思想来衡量，这自然是部“优秀的影片”。我那时，也只能有如此的“文艺标准”。
二姐听了，低下头去削手里的苹果，半晌，说：“颠倒黑白！整个一个颠倒黑白！它是一个阴谋……”
大姐正是北京农大的教授，她起身关上门，说：“再这样办学，还这样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国家的教育就没希望了。”
——我大吃一惊。这可是首都知识分子对这部“优秀影片”的真实反应啊。我到京不久，岳父从单位给我拿来了一些首都的报纸，我注意到1月7日，《人民日报》重点发表了署名“初澜”的评论文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片〈决裂〉》（这篇文章发表的次日，周恩来辞世。是巧合？）。如今大姐和二姐说的，为何和报上说的完全相反？她们的所指，似乎又绝不仅仅是对这部电影。
这是为什么？
我是带着这迷茫的问号，北归的。
离京前的最后一天，我和几个在京的朋友去了天安门广场。总理周恩来逝世不久，火化那一天，北京市民十里长街含泪相送，是自发的，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味道。如今，人们又三三两两来到天安门广场，将胸前的白色纸花系在广场后面的松树上。我们也都佩戴着白花，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天很冷，偌大的广场有一股沉郁之气。
我不会想到，两个多月之后，“地火”就从这里燃烧了起来。我更不会想到，我马上就要介入“创作”一个和电影《决裂》主题完全相同的“作品”。
三
匆匆赶到佳木斯。这里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
到了才知道，不是要办“创作学习班”，而是要筹备一台文艺节目，代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全省的曲艺汇演。我是作为编创人员紧急调来的。在兵团第一招待所，我见到了刚刚从其他师调来的徐老和老刘。他们原来都是北京文艺团体的老文艺工作者。老刘是音乐编导和指挥。徐老和我负责演出脚本的文字部分。
徐老叫徐延华，比我大三十多岁，我当然称他“徐老”。他的烟瘾很大，不抽卷烟，抽自卷的旱烟。他的旱烟有些怪，一抽，噼噼啪啪响。响，他就一吹，烟灰和残火就落掉在桌上他正修改的文稿上，使稿纸上出现很多可爱的小洞。老人左眼患白内障，看稿子要几乎贴着右眼。写作时头便“侧歪”在稿纸上方。文笔极好，人耿直。他说自己属于“强摁牛头不喝水”的“犟主”，年轻时脾气暴，得罪了“上面”，被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北大荒来，多年了。他说，进省汇演在3月上旬。我们这次的任务不重，因为已经从各师团演出队演出过的节目中，选定了进省的节目，待整理加工后，就可以去调演员，组成兵团演出队开始排练了。说着，他给了我几个节目的文字稿，让我准备在集体讨论之后，整理和修改。
我看了一下节目，觉得大体能体现兵团“屯垦戍边”的特点。一些节目本来的基础就不错，修改量确实不大。
老刘的名字我忘了，三个字中，只记得一个“坤”字。人精瘦，眼睛便显得有些大，圆。话极少极少，是那种只听不说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都答“是是是”，有时还站起来答。后来知道，这与他曾经历的牢狱之灾有关，不太清楚，好像也是政治上的事，比右派严重。这是位少见的民族音乐的天才，他作曲的时候，鸦雀无声，只闭着眼有节奏地挥着右手捏起的三个手指，然后，眼一睁，飞速记谱。有一个节目叫《剪窗花》，是歌颂“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各种“新生事物”的，为各类曲种的联唱。单弦、大鼓、评弹等等曲种。经他的谱曲，婉转地巧融一炉，间奏中的过度，天然流畅。这次涉及音乐部分的作品，基本都是他重新创作。当然，那时的署名，都是“兵团某部集体创作”。
我们的领导，是兵团文艺处的隋干事。
老隋那年也就四十出头，人精干帅气。戴着一副黑边玳瑁眼镜，更漾着难掩的智慧与机敏。他学生时代在牡丹江师专学的就是中文，评论和创作都搞得很“行家”。我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创作完成电影剧本《遗恨》，剧本是写沙俄侵占我东北的一段历史。剧本直接寄到北影的著名编剧颜一烟处，颜回信非常赞赏。后来得知，因为珍宝岛事件的特殊性，这一题材属于“重大题材”，由上面亲自布置来抓。之后，上面决定了拍摄叶楠的《傲蕾·一兰》，也就无法再拍《遗恨》，终使《遗恨》变为“遗憾”。还有一个原因是，《遗恨》和“傲”不仅题材撞车，连结构和人物也撞。《遗恨》中也写了一位抗击沙俄的女英雄。两剧在创作中都是封闭的，为何如此相近？原因在哪里？这是后话了。
老隋这人，搞写作的知青送他两个字：“派”、“威”。
先说“派”。老隋跟兵团的首长下去视察，下面的领导如果没见过他的，一定抢先把手先伸向他——老隋站处稍后，笔挺，面无表情，手提一个小小的擦得很亮的皮箱。太有首长的“派”啦。
再说“威”。那时办“创作学习班”，团、师、兵团总部是三个台阶。能到兵团的，非常难了。前提是已经发表“作品”，又被兵团盯上“挂了号”的。每期大约十几人不等，个把月。都带来“作品”，在这里学习、修改，最后定稿由兵团向外推荐发表。每个作者，对参加这样的班都是及其渴盼的，想来目的大致有四：一、喜欢和热爱写作；二、急切盼发表作品改变工作和生活处境；三、学习和“通风”（互通信息，包括上面传下来的种种大小道的消息）；四、这里伙食太好，四菜一汤，顿顿有肉。连队干活累苦封闭不说，“天天喝汤迎朝阳”。那时兵团具体负责这工作的，是老窦和老隋。老窦人很谦和，见了面和我们每人先握手，手很暖。来啦，好好好，咱们一共12条好汉都到了吧？好好好。路上辛苦啦，还怕你们单位不放人呢……这是老窦。老隋要是负责，不一样了。他见面后，对不熟悉的，先要看你带来的作品。二师一个哈尔滨知青带来的是一个小说《理发》，他只扫了两页，“理——发，好，好。你回去吧，回连队接着去理发吧。”马上把人就给发回去啦！而对于一些他盯上的作者，他会一个电话打到当地的头头那里，——“这是司令部下的通知，你再不放人，那我们这个班不办啦！！……”他甚至曾经亲自跑到梁晓声的团里，去调梁晓声。
老隋对于当时兵团创作力量的组织和培养，功绩大矣！张抗抗、梁晓声、李龙云、肖复兴、陆星儿、何志云……提及这段经历，都会很难忘却老隋吧？
我到的当晚，老隋从上边开会回来了，马上把我们三人叫到他的房间。先说很快就要去选调演员，几周后排练开始。并让我过几天就去二师，到十六团调姜昆等人。然后，他突然转了话题，让我详尽谈谈在北京“听到了些什么？”
我提到周恩来去世后北京人悲痛的反应，也谈到一些首都知识分子对电影《决裂》的反面看法等等。
“听到关于清华的什么消息吗？“他问。
我摇摇头。
“迟、谢？”
“……”
“娘娘呢？”
“娘娘？……”我没反应过来。
他笑了，“侄子呢？”
“侄……侄子？”
我只能再次摇头。
他问的是江青和毛远新。
我一直在兵团的基层连队，那是消息最闭塞的地方，如同在沙丁鱼罐头内。对于天下大事，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连队旗杆上的“大喇叭”和报纸。我们连的知青，家境几乎都很贫寒，连听到“谣言”的资格都没有。而此时暗地里最“活跃”的，是一些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一些上边最机密的信息，大多由他们处冒出，再四处流播。有意味的是，这些传言大都是真实的，比如“红都女皇”事件、“李庆霖的一封信”等等。
老隋别看身处北地边城，他的身份，和他特殊的对政治的敏感，使他简直就是一个“刘伯温”式的“观棋料五步”者。中国当时这样的人，并不少。
当晚，老隋弄来点酒，把房门关严，对我们三人就中国的局势上了一堂“大课”。他说的大意是：周恩来病后，推邓小平出山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去年一年锋芒太露，推行的“全面整顿和三项指示为纲”，看来得罪了毛泽东。因早已传出，去年年底毛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向邓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非常不满，说“这是指向我的，是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邓所以得罪毛，是因为和周太近，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文革”的评价。毛觉得邓的“整顿”，是对自己发动的这场“文革”的“清算”。
老隋最后说：“中国刚刚有点希望……看来邓这次凶多吉少。娘娘和皇侄最近活动频繁。江这个女人，想做武后？妈的！什么东西！……”
我们听得毛骨悚然。徐老捏起的烟叶哆嗦，总卷不进纸内。老刘待在那里，如一根木桩。我无端觉得一股嗖嗖的冷风自本来最温暖的下部而起，贴着脊梁向上袭来，全身不住打战。
无法不对老隋肃然起敬。散伙后，我们出来，往各自的房间走，徐老使劲捏我的胳膊，压低声说：“记住：今晚听到的，对谁也不许漏半个字！”我点头。
回到房间，我睁大眼望着天花板，几乎到凌晨。
——如今回忆起来，他当时对局势内幕的分析，多么准确。
我们三人又都觉得，这些铁幕只是上面的事，议论一下而已，和我们的这次任务不会有什么关系。——我们都错了。
春节的除夕夜，我们三个人是在老隋家中过的。老隋把我们请去，让妻子做了满满一桌好菜，打开了两瓶好酒。“连年都让你们过不好，被我扣在这里，很对不起诸位啦！来，我先敬你们三杯！”
老隋很有人情味。
四
几天后，我们去了二师师部，看那里的全师汇演。选定了几个演员和乐队人员。
不久，老随就让我拿着一纸调令，去二师十六团调姜昆。
二师十六团团部，在一个叫“新华”的很小的火车站旁。我下车时已是黄昏，直接去了团演出队。没想到姜昆和几个演出队的队员正在等我——他已经接到了老隋的电话。一见我，姜昆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向我介绍另外的三个队员。他们都是北京知青，分外亲切。晚饭后，他们把我送到团招待所，又一起聊到很晚。这三个队员中，一个是小戴，姜昆的相声搭档，他的表演自如活泼，就是嗓子有点尖细，“怪嗓”。一个姓什么我忘记了，形象很好，朗诵和演话剧都是难得的“正面形象”。还有一个，就是姜昆后来的妻子李静民。那时，他们已在恋爱。李静民端庄秀气，人豁达开朗善良。演出上更是多面手，舞蹈、演唱都十分出色。我给老隋通了个电话，老隋说：“让他们四个人都来吧。”
姜昆在团演出队中当时已是少有的“通才”，歌舞、话剧、相声都可以演。歌舞话剧与曲艺，尽管都是表演，但区别太大。能“双挎”于一肩并出类拔萃的演员，极少。他是有“童子功”的，小学就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的话剧队。所以，其相声表演的特点也是：质朴、激情、大气，不沾曲艺行常带着的油滑，给人一股清新勃勃的生气。这一点，很符合兵团演出队对演员的要求，所以他这时已很受兵团重视。
姜昆还有一绝，是自己能创作。这次他带去的相声《林海红鹰》，就是自己的作品。一个演员，光等着去嚼别人蒸的馍，是不行的。这，也是他后来被马季看上的一个原因。
到兵团演出队后，姜昆开始了和师胜杰（师胜杰自其他师调来）组合。师是相声世家，“门内”的，当然出色。师胜杰的特点是，掌握了传统相声表演的精髓。行话说，“会使活”。说、学、逗、唱，熔于一炉，准确熨帖又不张扬。铺得平，垫得稳，包袱抖得响。听他的相声，自然有度。这个“度”就是表演上最难最难的。他的声腔也好，润。一听，就是“吃这碗饭的”。这样好“本钱”的相声演员，全国难觅。侯宝林毕竟是大师，后来果然收他为“关门弟子”。
（姜昆所在的十六团，在那时已经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爆炸事件”——一个姓黄的团长，和一位参谋长被指控强奸多名女知青，就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突然被宣布“立即执行枪决”。押赴刑场的时候，这两人才知道“上面的决定”。三十多年后在京的一次聚会上，我又向姜昆提起此事，因为当年他们团长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和他们的团演出队就在现场维持秩序。如今，姜昆说：“别提啦，此事给人家平反啦。”为什么？这铁定的案件，在当年难道又是一个冤案？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演员、乐队人员很快集中。
排练全面开始。
这已是2月下旬，距离进省演出的时间，只剩十天了。
这天上午，老隋急匆匆从司令部回来，召集我们编导组紧急开会。他神情凝重，但也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说所有的排练停止，上面的形势出现了变化，中央已经决定停止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预计“反击右倾翻案风”就要在全国开始。兵团政治处和文艺处的领导要求，我们的这次演出要紧跟中央精神，所以节目马上要“全部变脸”。一是马上新创作重头的“批邓作品”，二是另一部分保留的节目中，也要加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
我们大吃一惊！时间这样紧，来得及吗？
老隋说：“这是政治仗，没有来不及一说！”
他给我布置的任务是，当天下午就赶往三师师部，到那里的科研所去，采访关于赤眼蜂防治病虫害的事。要准备创作一个“故事剧”，回击“教育回潮”。我连午饭都没有吃，赶往车站奔向三师师部。我就是三师的，对师部很熟。到了科研所，向人家说明来意。这个科研所关于赤眼蜂防病虫害的课题，是几个专业科研人员很成熟的科研成果，已经推广。基本上没有知识青年的参与，也与“开门办学”没有任何关系。去年，在邓“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下，开始重视了科研人员和研究项目。若说“成果”，该是“整顿”的成果吧。我采访了一天半后，和老隋通了电话，如实说明了情况。
老隋说：“好，你的采访就此结束。放下电话就快回来！”
我问：“这……这可怎么写呢？”
他在电话中笑道：“你个书呆子！快回来吧。”
原来下午还约了人家采访的，只能向人家说明兵团有急事，便匆匆往回赶。
回到兵团，才知道老隋早有安排。赤眼蜂防治病虫害的事，只用了一个引子和由头。他和徐老、姜昆亲自来抓这个节目，他甚至亲自动笔。被称为“重磅一号”。题目叫《三战校门》，表演形式是“三人故事剧”。写的是农忙中，庄稼遭了病虫灾，一个老贫农来到一所农大求援，校长以关门办学为由拒绝，两人为“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展开激烈斗争。直指“教育路线在黑线回潮，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贫下中农“看得清清楚楚，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演员的角色可以“跳进跳出”，姜昆主要演反派校长，范冠军演老贫农，另一位知青演员“交代背景”。
我被指派新创作另一个节目《风雪征途》，写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知青（工农兵大学生）听到“黑线回潮”后，冒雪返回农场继续扎根，途中遇到一个也是刚从部队军校毕业的同学，两人都以“实际行动”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演唱者中的女演员，是李静民。
紧张的写作和排练之余，也有轻松时刻。乐队里有个弹三弦的哈尔滨知青，叫赵庚寅。三弦世家，小我一岁，称我“张兄”。他的脸很长，自己说：“我是驴脸，哈哈！”人很仗义，但毛病太多。懒、馋，爱喝大酒，爱打架。（这也使我了解到曲艺行当、民间艺人中的一些陋习。）我们住的兵团第一招待所伙食非常好，顿顿有肉，但他说“受不了”，有两次非拉我去了馆子，叫了一桌菜。喝啤酒。那时佳木斯很怪，啤酒是装在用过的罐头瓶里上来的。他张嘴“来十个罐头！”就是十罐头瓶啤酒。他也颇怪，大冬天穿条单裤，里面的秋裤也很单薄，喝起酒来把右腿的裤子撸到大腿根儿，一高兴，咣咣不停地拍白花花的大腿。聊天中得知，他的叔叔是中央广播文工团的赵连甲。我小时在广播里听过赵连甲的山东快书，印象深刻。此时，我便请他多聊聊他叔叔的作品。他站起来，一手托着罐头瓶，一手夹着烟卷儿当鸳鸯板（当然还是用嘴打出“当里个当”），给我来了一段叔叔创作的精彩的小段儿，《爱八方》，逗得我和饭店里的服务员笑疼了肚子。（八十年代末，我去看赵连甲老师，和他提起此事。老赵当时正在和我的一个北大荒朋友么树森创作小品《懒汉相亲》。后来由宋丹丹和雷格生、赵连甲表演。宋丹丹演了个有些缺心眼，眼神儿又不好的农村姑娘“俺，魏淑芬，未婚……”老赵演村长，雷演懒汉。此成为后来电视小品的经典开山之作。）
这次，我们排练的节目杀青后，给兵团肉联厂演出了一场。肉联厂非常感谢，招待的时候最后上来一道奇菜“红烧猪尾巴”。很好吃。午夜返回时，地上的冰雪太滑，郊区又没路灯，我们乘坐的卡车东一头西一头乱扎起来。下车时，赵庚寅脚下一滑摔了个仰巴叉，手里的三弦断成两截。他拍拍屁股站起来说：“都是猪尾巴闹的，卡车司机多吃了猪尾巴，我和我的三弦也多吃了猪尾巴！”（若干年后，听说他的境遇很糟，好像还不到50岁，就突然得急病去世了。）
春节前夕，佳木斯地方的一些政府部门为联谊和兵团的“军民感情”，常举行有演出的茶话招待会。票送来了，是专请老隋个人的，他从来不去，马上递给我说：“你去吧，任务只有一个，吃好。”我却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去的，可以观摩地方的演出。回来了，老隋笑问我：“节目水平怎么样？听说有两段相声？”“糟，糟不忍听。”“哈哈！行，咱是谁？兵团演出队！”我也奇怪，佳木斯是地区首府，其演出水平怎么会这么差？想一想，明白了，差的不仅仅是演出，更是创作。
还有个小插曲。演员投入了排练，老隋发我趟“美差”，去哈尔滨买演员演出用的化妆品。买完，我提着提包从最繁华的南岗商业街出来，正准备向火车站赶，走着走着一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妻子竟然和我们连的姐妹小孙神奇般出现在我的面前！妻子那时已有八个月的身孕，很显得笨重了。原来她从北京回程到哈尔滨来找小孙，一起回连队。这真是意外邂逅，通信时她并没提来哈的事。小孙爱开玩笑，指着我的鼻子数落：“你老婆都成大肚子蝈蝈啦，你倒闲在，逛上哈尔滨啦！这可是遗弃孕妇罪啊！”我笑着拿出回程的车票连连解释，就在商场旁的路边和她们聊了十多分钟，再看一眼妻子凸起的大肚子，匆忙赶向火车站。
五
人说，文艺写作，是心声所凝。文艺的魅力，使我喜欢的原因，也尽在于此。生活千姿百态，用艺术的形式捕捉再完成，是多么美好的事。而人间也喜欢和需要它。
但我们如今这是在做什么？写不熟悉的生活、莫须有的生活、根本没有的生活，装在一个叫文艺的瓶瓶里，就成文艺节目啦？
——当年，我没有这样去想，我已经不会这样想了——
只有一次，在一个午夜，写得眼前直蹿金星的时候，我推开徐老的房间。徐老抽烟抽得好像一位神爷，端坐在腾腾白雾里。我问他：
“咱们这样弄，叫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吗？”
我想说的是，《三战校门》的整个故事，太像电影《决裂》中的一个相同的重点情节了。
徐老点点头，半天，答：“……你还不懂什么叫文艺。”
（好像是1973年的样子，团部宣传科突然通知我们几个写作骨干赶到团部，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位编辑来了，请他给我们讲讲文艺创作。这位编辑很和蔼，先跟我们传达了作家浩然最新的在北京新华书店三楼关于创作的谈话内容，然后讲到了“三突出”〔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突出主要英雄〕的创作原则。会议结束后，我问他：“不按三突出的原则，但照样可以写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品，可以吗？”他上下看了看我，突然感动了，拍着我的肩低声说：“我觉得可以。但现在不行。”“什么时候行？”他没有回答我。）
沉默了许久，徐老又说：“我已经这把年岁啦，你还年轻……”
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像明白，又不明白。
老刘一推门也进来了。
我也把这个问题问了老刘。
老刘有些紧张，吭哧了半天才说：“我和你们两人都不一样……我太喜欢作曲，这是我爱干的活啊。这些年，爱干的活不能干……感谢老隋给了我这次机会。”
这是他的“底话”了。
我和他们，和所有的知青，也“不一样”。我是1958年，八岁时随着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的。一个那片土地上长起来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和政治风云是一个“零”。历来上面说什么就认定是什么。丢失了眼睛和耳朵，也就丢失了行走的脚。
（若干年后的1997年，我和一批当年北大荒的同学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相会。30年前和他们从校门分别的时候，我17岁。归来的当夜写下过一首诗。现录于此：）
天流泪了，
滴下这颗白色的葡萄。
它变成了我们的月亮，
在青春之河里飘摇。
……妈妈，你叠了一条纸船，
就送我上去，去迎接湖上的风暴？
达子香悄悄地开了，
17岁跳着舞蹈，
歌声在土里欢笑着发芽，
我们却没有了头、失去了脚。
……妈妈，你留给我的书上，
每一页的右角，怎么会有毒药？
那片荒原在哪里呢？
17岁的笑声在哪里呢？
30年之后再问，托着这颗
干瘪、美丽惊人的葡萄。
六
整整两个半小时的节目，个个都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排练日夜兼程。一直到我们在赶往哈尔滨的火车上，《三战校门》还在逐句修改，越改火药味越浓。
节目中，还有《担架兵之歌》，舞蹈加群口大鼓，其表演形式就很突破，谁见过曲艺中加入舞蹈？内容是歌颂珍宝岛一战中的抬担架的兵团战士。《剪窗花》，曲种联唱，歌颂“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劈风斩浪战旗红》，山东快书，写兵团战士在“扎根”和“拔根”中向错误思想宣战。《林海红鹰》，相声。《风雪征途》，大鼓。等等。
这里最成熟的，还是姜昆和师胜杰的相声《林海红鹰》。
这是姜昆自己创作并演出过的节目，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接着地气。他在基层连队干过农活，进山伐过木，还当过炊事员。风雪中，进原始森林里伐木，危险又艰苦，东北传统里一直是男爷们儿的活。但知青们到来后不一样了，女的照样进山是采伐的主力。我伐过木，我们连队的女孩子就和我一样持锯采伐。《林海红鹰》写的就是这样一支女子采伐队的故事。它还有一个突破，是不仅写知青，更写了从祖国四面八方来边疆的当地姑娘，山东的、四川的、贵州的、北京的、上海的、东北的……相声中，这些说着各地方言的姑娘，在深山的伐木生活中，显得自然风趣泼辣，是一组女英雄的群像。尽管，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强批“唯生产力论”，加上了一个“坏分子”孟老三对她们的奚落和攻击，终究只是生硬贴上去的一个标签，活泼泼的原生活气息还在，损伤不大。
连续两个晚上，我们团团围坐，与姜昆和师胜杰一起排练《林海红鹰》。那真是一小段一小段，一句一句在抠，在改。大家毫无顾虑，谁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议一议，怎么好怎么改。比如一句四川话用方言怎么说？坏分子孟老三的“格老子”怎样发音？……这样民主而又体现集体智慧的排练，至今很令人怀念。师胜杰对姜昆的意见很尊重，姜昆也十分注意向师胜杰的技巧学习，两人没有任何主次之分，关注的都是节目的质量。
如果没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要求，这台节目的艺术质量，会很高的。
——其实，这也是一场风险很大的赌博！因为当时全国的“反击”之势只是有点苗头而已。而邓依旧在职，仍然分管外事。全省的各文艺团体自然也知道这样的政治背景，都只是在观望。时间这样紧，上面再有变化，节目连修改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横空出世”！——这不是老隋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兵团政治处和文艺处的决定。我们兵团是解放军的序列，当然要冲在最前面。行前，政治处和文艺处的领导亲自为我们送行，送我们去“战斗”。
抵达哈尔滨后，住进了省会最豪华的北方大厦，我们仍然在白天黑夜排练和修改。距离演出还有两天的时间。
老隋每天都在紧张地和兵团电话联系，其实是在紧张了解中央“反击”的进程和动向。这关系到我们这台节目的“生死”啊。由于没有准备“预备节目”，整台全是“炸弹”，如果一旦中央“反击”的局面回缩，我们怎么办？——只能“弃权”演出。
所以，我们连每夜的排练，也是有些秘密地在进行。门外有专人做“暗哨”，防止别人偷听。
大家却都很兴奋。人人心里知道：这一炮，马上就会在全省打响。
老隋的心脏却出了问题，心动过速，怕听声音，脸色惨白。紧急用药后，他瘫在很大的沙发上闭着眼一动不动。但能够听到隔壁的声音。隔壁，我们还在排练。听到哪里不合适，他还让人马上做一些改动，哪怕一句台词。这是演出的前夜。对这台节目，他真是呕心沥血了。
第二天傍晚，演出的时间到了。
我在后台负责催场。铃声响过，大幕拉开。
我们的“战斗”开始。几个节目后，《三战校门》终于出台。我透过侧幕的缝隙向台下望，前三排的坐椅没有空的。这很少见。听说省文化局和省委的领导都前来观看。黑黑的台下鸦雀无声。
这枚重磅炸弹炸响。姜昆、范冠军等三人的演出激情卖力。你听听“老贫农”几乎是喊出来的台词吧：
“这整顿那整顿，就不怕把俺贫下中农的心整寒啦？”
“三项指示为纲？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这是不是在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教育路线的黑线回潮，就是最大的翻案！”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全场静场。
然后，有了掌声。不久，掌声多了。台下一片嘁嘁喳喳的议论。
我们果然“打响”，更“震惊”了省文化局和省委。同全省二十多台节目来比较，我们“战斗性极强”的政治锋芒、演出质量、甚至台风，都让全省的文艺界大吃一惊。有人说：“这哪里是演出啊，是给全省人民上政治课啊！”
还是姜昆和师胜杰的相声《林海红鹰》最受欢迎，掌声最响。记得这个节目上场前，在后台，姜昆还在和李静民小声嘀咕。我马上过去阻止：“行啦行啦！候场候场，姜昆马上要上场了。”候场是有纪律的，不许与人说话，静心融入角色。姜昆对我小声说：“我刚才跟静民说，刚才她们的《担架兵之歌》发挥不错。”
省文化局和省委的态度很微妙，无法不支持，但又明显有些在观望。
也就一两天内，局势明朗了，中央批邓的风声骤紧。我们赢啦！（2月25日，中央明确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就是批邓”，3月3日，批邓全国展开。）省报开始发表我们的节目，并强力推出评论文章。兵团政治处和文艺处来电话，对我们大力表彰。
老隋的病马上好了，人顿然精神起来。
预料之中，《三战校门》引起了激烈争论，马上便是一场轩然大波。汇演期间，每天的下午为“内部交流讨论”时间，上午和晚上才有演出。这天下午，我们的代表正在台上谈这台节目的“创作体会”，突然涌来几个人，使会场引起了波动。其中的一位，听说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姓潘，穿一件蓝色的中式棉衣，戴着眼镜。他在我们的代表发言后，大步抢上讲台，开始滔滔不绝谈起对《三战校门》的异议。他的主要观点是：《三战校门》是假大空的作品，图解政治，严重违背艺术创作规律，是投机之作；《三战校门》的主题和电影《决裂》一样，颠倒黑白，使教育战线刚刚出现的“整顿”带来的生机再次被扼杀。
他的发言一结束，会场无法不乱了。我们由于是“作品单位的人”，不好马上反击。一些其他单位的编创人员开始和他激烈辩论。顿时，会场混乱起来了。
——我至今都记着潘教授的形象，他不冲动，很镇定，虽然显得那样孤立，但神态却是坚定和胸有成竹。他的观点，无疑在那样的时间内犯了大忌，被称为“两条路线斗争中，反动观点的代表”，甚至会成为“阶级斗争最新的动向”，但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是他的眼睛，一个闪耀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风骨的眼睛。
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厄运。
我在当时的任务，是记下潘教授的主要观点，回去向老隋汇报。
老隋靠在沙发上，为这场争论高兴，他点了一支烟，长长吸了一口：“太好啦！他为我们的胜利，增添了更重的分量……”当晚，我们开酒庆祝。我在当时也是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惟心底小小的遗憾，是我创作的《风雪征途》没有参加这次的演出。
七
庆祝的当夜，散了，已经凌晨三点多。我整理出了一个节目的文字稿，准备明日交给报社发表。按惯例，得向老隋送审，他来把最后一道关。我推开了他的房门。
他瘫歪在沙发上，眼镜在手里，脸朝天花板，睁着眼睛。
只有台灯亮着。
我放下稿子，要走。
他说话了，声音极轻，好像从很幽深的地下传来：
“那个……潘教授，师大的？”
“是。”
“年龄……好像和我差不多吧？”
“差不多。”
“……”
他无力地向我挥了一下手，“好，你休息吧……”
这是我所见到的他，最真实的面孔了。木颓蔫萎。与他刚才庆祝时的神态，判若两人。如同一场激烈热闹的拳击后，他突然醒悟败的最惨痛的并不是对手。我知道，他在敬佩潘教授。
老隋的心底，还活着那丛绿叶。
任务完成，我们在省城解散。我去搭乘当夜的火车回我的连队。一个人站在月台，心底袭上一种越来越沉的孤冷。火车驶来，喷出大团大团的白雾，我被严严卷裹在雾中，这城市与天地都看不见了。
——三年后，那是上大学之后了，我终于开始在想一个问题：对于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这场斗争，老隋和我们这一方，与潘教授一方，在骨子里的判断和观点，是完全相同的。但为什么我们却呕心沥血地导演了这台“反击故事剧”？还有，我们的“做法”基本上代表了全国文艺工作者普遍的“做法”。我们的这台节目，很快就被省内各文艺团体搬去，回去在全省演出。
省汇演结束不久，姜昆等人带着这台节目又参加了全国的曲艺汇演，终被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的马季看中，颇费周折，将他调入北京。（1979年我在大学里，听到了姜昆的《如此照相》、《迎春花开》等相声，亲切之极，如在目前。暑假里，我回京探亲去看他，他当时已和李静民成婚。中央广播说唱团特批给他们一间大约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鸡窝狗窝，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我一进门，姜昆催促我：“快脱了快脱了！去冲个澡。静民在给咱们和芝麻酱呢，一会吃凉面。”我冲完刚一出来，静民就递给我一根顶花带刺儿的黄瓜。）
近两个半月，我们“精心打造”的这台代表兵团演出队水准的节目，没想到成为兵团演出史上的绝唱——转年兵团撤销，改为黑龙江农场总局。
当年4月，清明的时候，“天安门事件”爆发。地火燃烧起来了。
邓小平的罪行马上升级，成了“邓纳吉”。
当时我已经回到了连队。“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天，团部来了紧急电话，把我和几个搞创作的知青调到团部，要求尽快写出“反击暴徒”的“作品”。兵团司令部办的《兵团战士报》，夜班编辑直接和我们通话催稿。
我写的是一首诗，题目是：《敬礼！首都工人民兵》。
——四月五日之夜，挥舞着大棒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就是被称为“首都工人民兵师”的这个组织。
时势的变化惊人。
当年10月，“四人帮”倒台。
我们又开始组织文章“反击‘四人帮’”。
不久，“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之后，大批知青开始“拔根返城”，我在高考恢复的第二年1978年考入大学。
老隋在八十年代中期后“下海”经商，用他的话说：“为的是要把一批北大荒出来的优秀作家养起来，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安心创作。”据我所知，梁晓声听到这话，非常感动。但梁晓声是理智的，对老隋提出：“我帮你凑点钱，你干脆开个小饭馆吧，起码可以糊口。”老隋很生气，觉得自尊心受到羞辱。——据我所知，梁晓声当年在团里挨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老隋赶到他所在的团部，去“激励”和帮助过他。那是最诚挚的一种真纯。梁晓声没有忘却。
但好像没有几年，九十年代初，老隋在哈尔滨“锒铛入狱”，据说是因为所办的一所高级贵族学校“涉嫌诈骗”。此事件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
我听这消息，是在一个夜里。恰好就我一人，我把室内所有的灯都关上，将自己给了黑夜。
我很想他。想念他。
我知道，他终没有从那团雾中走出，心底的那丛曾经的绿叶，真的凋零枯萎了。
我的，还有很多人心底的那丛绿叶，都活着、生长着吗？
——为了让它活着，我觉得我该写下点什么，起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反思昨天的事实……
2008.7.23初稿
2009.3.12修改
2011.5.31定稿
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5/view-3186535.htm
一篇不可多得、不可不读的好文，真实、凄悲、情结，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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