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对岸是“苏修”
老照片：http://old-photo.blog.sohu.com/271306456.html时刻准备战斗——1973年11月，作者摄于新街基村边松树林。
在中苏界河黑龙江上行驶的中方大龙客。这是一种蒸汽驱动的客货两用老式轮船。1975年夏，摄于察哈彦村江边码头。
对岸是“苏修”
沈坚
1969年开春的黑龙江上，冰封雪盖，依然透着股肃杀之气，我们从北安坐汽车颠簸了一整天后抵达黑河。作为到呼玛县下乡的首批上海知青，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顾不得舟车劳顿，一下车便直冲黑龙江边，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对岸苏联的究竟。只见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静穆地沉浸在霭霭暮色中，沿江一幢楼房上方，依稀可辨绘有一个列宁头像，似是黑白分明版画风格的那种，后边还带着些看不懂的俄文字，朦胧的建筑轮廓和灯火闪烁，平添了几分神秘之感。这份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大概是那次奔往江边的每个人都有的，只是谁都缄默不言。
这是我们下乡之初，隔着界河投向彼岸的第一眼。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在当时两国尖锐对峙的背景下，想走近一窥邻国的城市及居民的生活，不啻天方夜谭。
在我十八岁的头脑里，此刻的“苏联”这一符号，混杂着矛盾和多重的意味：从昔日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中国人最好的朋友和楷模，到卫国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人民。之前一半的人生里，我差不多是看着苏联电影、小说，听着俄苏歌曲长大的。小学时在一本杂志里读过一则故事，赞颂中苏边境地区人民的友谊，说苏联医生如何救助一位生病的中国居民，由此，也就第一次知道了呼玛这个地名,不承想若干年后竟会与我命运攸关。
然而，到我念小学四、五年级，即1960年代初，苏联的形象慢慢变得狰狞起来，开始跟“修正主义”、跟“资本主义复辟”挂上了钩。公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更使它一夜之间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翻出历史旧账，苏联又成了侵占中国大片疆域的老沙皇的后继者，珍宝岛的交手，它骤然成了兵戎相见的敌国……
下乡东北边疆，首先是冲着卫国戍边去的，不全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受再教育”。在我的内心深处，尽管还隐伏着一个曾经美好而亲近的正面形象，但如同那时大部分人一样，态度鲜明，毫不动摇地把“苏修”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看待。
早先东北人喊俄国人为“老毛子”，中苏关系恶化后，这一俗称就更流行，连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知青也跟着一口一个“老毛子”起来。那时距珍宝岛事件发生才两个月，甫抵北疆，当地各级组织就一再告诫知青们提高警惕，以防“苏修”对我村屯发起突然袭击。我在家信里，将一些上面传来的讯息告诉父母：说苏方已将他们自己村落的居民撤空，为避免暴露备战真相，晚间将房子点上灯玩“空城计”，只是烟囱不冒烟。还说苏方一反常态，春耕时节不忙种地，听不见拖拉机的轰鸣声……
我插队的新街基，恰巧坐落在中苏界河黑龙江畔，朝夕可见对岸的邻国山水。但江面宽广，离苏方村落也远，要近距离观察“老毛子”，并不那么容易。每日晚饭后，趁着天色尚明，知青们总爱到大江边逗留，不仅是为劳作竟日后的洗洗涮涮，也是因江岸视野开阔，景色宜人。我们在江边散步聊天，每逢江上有船驶过，不论国籍，划破宁静、昭示现代文明的马达声由远而近，总不免在我们心底撩起一阵涟漪。
我头一次乘船在黑龙江上航行，是下乡一个多月后的事，我请假去县医院拍片检查。当时新街基不通公路，开冻后主要的对外交通靠乘船（县里大部分沿江村屯都是这样）。那年虽有边境冲突，国境河流的航运却还照常。5月23日，我坐上了开江后首次班船。那是一种蒸汽动力的老式木壳大船，有上下两层舱位，上层载客，下层装货，动力不是来自船底的螺旋桨，而是靠船尾的木叶大水轮推动，古朴而迟缓，大概比较适合黑龙江一类浅水江河的航行。它的样子，后来我从根据高尔基小说《童年》改编的电影里看到过。我在两天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记下了我的首航见闻。
黑龙江的河道多弯，行船依主航道走直线，往往会忽近左岸，忽近右岸，距离最近时离岸仅十余米，看人看物，一目了然。平生首次的黑龙江之行，让我满足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近距离把我们的苏联邻居瞧个够。
船行当中，时有苏联边防军的巡逻艇擦肩而过。苏联军人举止随性，全然没有我们的紧张感，时而用望远镜朝我船瞭望，时而又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夏季乘船时又见到他们巡逻，有的干脆光着膀子守在哨位上。此刻两船相遇，他们仍十分礼貌地向我船主动挥手致意。出于一般礼节，我本能地想举手回礼。略环视周围，只见船上的中国旅客全都木然注视，无一人回应。忽然，我瞥见站在左侧的新街基边防站指导员伸手招了招，我也赶紧挥起了手，心说不能叫老毛子看低了中国人，以为我们土得掉渣，不懂礼貌。事后我很得意，虽说不是头一个出手回礼，但还算及时。不过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跟谁都没提起。
从新街基到呼玛县城的百多里航程，中间要途经两个较大的苏联村落，其中一个叫乌沙克沃。船过乌沙克沃时，江岸上有不少苏联老百姓，向我船热情招手，且频频呼喊。喊什么，听不懂，神态则显然没有敌意。有了前面的第一次，这次对老百姓招手的回应，我就坦然多了。
当年秋后，我奉派到沿江一些地方出差，坐船的次数更多，差不多走遍了从洛古河到黑河的一千七百多里江段。除在吴八老岛见有两国对峙和冲突留下的遗痕外，其他地方都还是平静的。事后看，当时苏方似乎也并没有进一步扩大边境紧张局势的意图和必要。
到黑河，少不了去江边转悠，碰巧赶上一场双方边防军的会晤。按边境事务规则，会晤往往由有事一方主动提议，挂旗告知对方。待双方商定后，再举行正式会晤，或在此岸，或在彼岸。那日我在江边，和几个路人一起目击了会晤结束时的一个场景。
以往在船上见的苏联军人，一般穿土黄色军服，戴平顶大盖帽，帽顶绷着墨绿色呢子，比当时中国军人的绿军装质地来得好。而这次看到的从会晤室走出的苏联军官，则个个身穿笔挺的灰呢长大衣，足登高统皮靴，派头十足。几位中国军官陪同他们步下江岸台阶，目送他们登上回程的苏联巡逻艇。中方不忘给客人捎上一纸板箱的礼品，大约不外乎饼干糖果、鱼肉罐头之类。我见识过东北食品，估计好吃不到哪儿。只是那时老听人讲苏联食品供应紧张，中方要意思意思，做点感情投资。望着没走多远的苏联军官背影，不知谁脱口问了声：“跟他们还挺友好啊？”一位络腮胡子的高个中国军人，立刻朗声应了句：“谁说的？我们早就不跟他们友好了！”
后来我又见过一次双方会晤，也在近距离。那是在新街基，江边粮库下坎，我们在那里干活休息。会晤的级别显然比黑河那次低，我方只是连级的边防站。道别前，中苏军官轻松地互相敬烟，我清楚地听到,一位苏联军人用俄语感谢中国东道主敬他的香烟，“斯巴西巴（谢谢）！”他们中也有人向中方人员回敬俄式的大白杆香烟。当苏联军官把烟递给一位正在边上看热闹的青年社员时，这位来自山东的小伙子，还真手忙脚乱了一阵。他完全没想到苏方军人会给他递烟，不知接好还是不接好，慌慌张张，举手做了个怪怪的动作，似在表示感谢，又似在行礼。
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往往成为展示中苏双方军力、装备的平台。连外行都看得明白，苏方的大小巡逻艇比我方的要先进，总默默地盼望着我方有朝一日能有超越对方的新家伙现身。后来听说，我方有一种高速巡逻快艇，还在江中跟“老毛子”比试过。可直至我离开时，也没见到过这种新艇，不知是真是假。
中苏两国分分合合的悲喜剧，终成历史了，对于知青岁月那一段的记忆，也在日渐远去。
1984年8月，胡耀邦视察中苏边境地区，主张我方率先行动，主动恢复对苏边境贸易。他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边境地区干部群众要放下包袱。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中苏人民有传统的友谊，友谊比原子弹的威力大，恢复中苏友谊要从下面搞起。他回顾了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状况后说，我们有些事做得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不该这么做。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地区时也发表重要讲话，提议要改善中苏关系，媒体高调作了报道。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双边贸易快速升温。1989年5月，两国最高层在北京正式会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干戈化玉帛，“老毛子”从敌人重又变回朋友了。黑龙江边境两侧人流、物流交往频繁，人们不用费太大事，搭乘江轮，二十分钟即可登上对岸。2008年夏，我和几位知青朋友相约重返北疆，从黑河过江首度踏上海兰泡，走走看看，盘桓两日。看到了俄罗斯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着他们的喜悦、安详与友善，也消除了我多年的好奇和疑惑。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邻邦，同一个民族，与三四十年前的他们或他们的长辈相比，又有多少本质的差别呢？ 本帖最后由 石予民 于 2013-8-10 15:49 编辑
当年我们立足于大打，打核战争，原因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而勃列日涅夫在他们的党代会上指责中国陈兵边境，挑动事端。作者当年看对岸，真实稀松得很，也许又是一个“外松内紧”。我们这边没这么松懈，成天紧张兮兮的、神秘兮兮的。
07年回访名山，上了边防哨所，气氛缓和多了。哨所的标语口号庄严温馨，没了剑拔弩张。去年在室韦坐船游额尔古纳界河，河上有一座跨境桥，是2000年以后修的。桥的中段是钢结构，能整体拆装。据说，这一经过双方协商的设计方案，考虑了战争因素。一旦撕破脸皮，打了起来，把桥中间那段拆了，谁也别想用它运兵运粮。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不足为信。真是这样，两国关系就比较务实，没有“牢不可破”、“世世代代友好”的双边关系，谁信那个，谁就上当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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